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他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致华东局负责人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作了精辟的论述：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12）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来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息，北平之行未遂，司徒雷登又不愿意去广州见蒋介石，司徒雷登不再享受“外交特权”离境，感到甚为丢脸

    毛泽东说，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

    7月9日中午刚过，火车刚抵达南京，陈铭枢出站后，就急匆匆地赶往司徒雷登的住处。陈铭枢是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返回上海途中来到南京的。两人一见面，就切人正题谈了起来。

    陈铭枢问道：“你怎么要返回美国啦？怎么不去北平啦？”

    “华盛顿最高当局没有批准我的北平之行。”司徒雷登只是这么告诉他，却很急切地问，“你见到了毛和周，情况怎样？”

    陈铭枢告诉他：新政协筹备会议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我见到了毛泽东、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