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两桩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的“个人品质”，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陈铭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原意，对“一边倒”作了准确的说明：“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依赖别人。

    陈铭枢对司徒雷登解释说：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两者是有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政治“发展路线”也允许有所不同。陈并转述毛泽东的话说：“在政治上，必须严格；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陈对司徒强调了毛泽东所说的原则，就是要求美国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停止援蒋。

    陈铭枢经过这一番奔走，已经感到美国虽说要等“尘埃落定”后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但此时尚无决心也不可能与国民党断绝关系，与中共的立场相距甚远。次年春天，陈铭枢的堂侄去美国，陈还托其给司徒雷登捎去一封亲笔信，提及“眼前中美建交为时尚早”。这已是后话。

    7月10日，陈铭枢走后，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阅读研究着这份备忘录和两个附件。文件里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使他得到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而是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

    这也就是说，中共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同他作交易。看着这些材料，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心情越来越沉重沮丧。

    北平之行未遂，司徒又不愿意去广州见蒋介石

    7月15日清晨，司徒雷登刚刚醒来，还处于睡眼惺忪状态时，床头收音机里的“美国之音”播了一则新闻，称蒋介石刚从菲律宾访问回到台南，又于昨日飞抵广州，与代总统李宗仁会晤。他想起了日前电台还广播说，蒋介石在菲律宾的碧瑶与菲国总统季里诺举行了会谈，商讨组织一个名称叫“太平洋公约”的太平洋地区反共联盟之事，该“公约”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操纵用以封锁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当时有舆论泄露说，蒋介石飞去菲律宾是企图安排在台湾岛也守不住时的后事，去菲律宾组织流亡的国民党政府……

    这条蒋介石到广州的消息顿时使他清醒了。他嘀咕着说：“不行。我不能去广州。我怎能去广州见蒋介石呢？”

    原来，在他准备动身回国时，杜鲁门总统对国务院作了指示：让司徒大使离开南京后要访问广州。几天前，杜鲁门对艾奇逊国务卿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

    总统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但他很担心中共方面知道他去广州，会对他自己有所不利。他这几天一直处于一种十分矛盾苦恼的心绪之中。

    一听到蒋介石到达广州的消息，他便果断地决定：广州也不去了！

    15日当天，他为不去广州事致电艾奇逊国务卿说，委员长已抵达广州，“我想他会逗留几天。设想我访问广州（如果我按期启程），正好与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利的猜测和曲解会随之产生。对此如能避免则应予以避免。使公众舆论相信此时委员长和我访问广州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无疑会认为，我的撤离计划不那么简单，并从中大做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也不大会相信，我们在广州同时出现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