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陪同人员询问都庞岭另外三道关的近况。都庞岭坐落在湘桂两省之间，岭东是湖南省的道县与永明县（今江永县），岭西是广西的灌阳县与恭城县。两省以雄险难攀的岭脊为界，南北走向，其间有清水关、永安关、雷口关、龙虎关四道关口，尤以最南端的龙虎关为重要。白崇禧想到，红军要是从湘南西出龙虎关，即可西逼桂林，南指梧州，无异于一把尖刀捅入广西腹地。白崇禧冷然一笑，对刘斐说：“为章兄，要是按照老蒋部署，将我们的主力摆在灵川以北的湘江沿岸堵截，岸边既无险可守，我们势必背水一战，将我们广西两万子弟兵拼掉——”

    突击

    刘斐把话头接了过来：“其结果，将压迫红军西出龙虎关，我们苦心经营几年的广西大好局面就葬送了。”

    几颗冷雨打在白崇禧的脸上。他的心顿时沉了下来——

    自从蒋桂战争以李宗仁、白崇禧失败流落香港、越南而告终，历史又给李、白以机会，1930年后，他俩加上黄旭初称“李、白、黄”三雄重新统辖广西。他们痛定思痛，励精图治，据地自雄，喊出“重建广西，振兴中华”的口号，实行“三自”（自治、自卫、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经营数年，颇有起色，被称誉为全国“模范省”。白崇禧深知其中重要原因，是因为江西朱毛红军的存在，使蒋介石暂时无力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反蒋意识很强的广西及其友邻广东，使他们在这几年间获得了喘息与发展的机会。怪不得刘斐曾说，江西红军的存在已经成为广西防御蒋介石吞并的屏障。因而，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33年夏天，蒋介石要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去江西参加“协剿”红军，白崇禧虽然不得不派了两个团，后来又增加两个团；但是，部队临出发，白崇禧又单独对率队的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面授机宜，谆谆叮嘱：“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补给来（那时，蒋介石对“协剿”的部队答应补给经费，而中央军的编制大，待遇高，所以两团人的兵力可以换回四团人的经费）。同时，你们也不能损失一个兵，一枝枪。这是主要原则。”所以王赞斌到达江西后，只实行深沟高垒、封锁红军和遥相对峙的政策，避免与红军接触，即使有时派些部队出击，不论胜败，都迅速撤回原防，不许胶着，力避损失。现在江西红军败了，广西马上面临生存威胁。1934年10月下旬，红军转移的消息传来，白崇禧立即动员广西几十个县的民团民工到桂北修三道碉堡防线。11月上旬，蒋介石给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电令，要桂军在湘江堵截红军。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的四集团军总部大院后楼连夜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省长黄旭初、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副军长夏威等都参加了会议。李宗仁在会上说：“中央理应在江西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将红军就地消灭。如今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红军驱至沿海，便于就歼。

    白崇禧的心事

    会散不久，白崇禧又接到潜伏在上海的桂系心腹王建平密电。王建平与白为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王又是平乐人，两人私交甚厚。王建平已混入蒋军中央参与机要，常住上海，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王的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之毒计：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白崇禧读罢电报叹道：“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白崇禧当即找李宗仁密商。李宗仁读了电报，也觉得事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