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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桂军对红军将“打尾不打头”
。据从南昌行营得悉的朱毛红军动态,红军先头部队已出现在湘南的嘉禾,离都庞岭只隔宁远、道县两县之地了。这几天,他们两人不止一次闭门密商:要不要同共产党采取妥协来对付蒋介石?他们上个月曾从广州方面“南天王”陈济棠的一个亲戚那儿得到消息,说陈济棠在和周恩来搭线。如今,从朱毛红军如此顺利地通过赣南、粤北的陈管区,白崇禧判断陈济棠一定跟红军达成了某种协议。

    笔者为写本书也曾苦心探索这个问题。笔者1982年春夏间在北京采访刘斐将军。刘老说:“桂系是否有代表跟红军代表谈判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红军代表与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的事,我后来听说曾有其事。”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何长工回忆录》就详细地披露了红军与陈济棠和谈经过。广东陈济棠当年为保存实力并防止红军进入其广东领地,对红军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通”的策略。他为了应付蒋介石,虚张声势,向红军偶尔进犯,打点小仗,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式;同时,又暗地里给红军送弹药,派其高级参谋杨幻敏少将跟红军作试探性谈判。1934年9、10月间,陈济棠电约红军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红军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派的代表杨幻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等五项协议。红军西进,陈济棠执行了协议,陈把他们同红军协议基本内容转达到跟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这使蒋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锁线落了空。

    在这同时,命运跟广东陈济棠相似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到底有没有跟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呢?

    党史专家胡华在1984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不朽民族英雄吉鸿昌》一文中,记载了如下事实:

    1934年8、9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的人员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也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统站逮捕吉鸿昌等人。党组织通知吉鸿昌速离天津。吉鸿昌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会面的广西李宗仁派来的抗日反蒋代表也未到达,决定暂时留下。于十一月九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四十五号房间。当他以打牌为掩护,正在房间内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谈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闯入枪击,刘当场被击毙,吉鸿昌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吉鸿昌曾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等职,因反对率部进攻红军,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强令出国“考察”。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回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浴血抗日,后遭日军与蒋军合围,虽然兵败,但威名远震。李宗仁、白崇禧于1934年11月上旬红军西进逼近广西时,急匆匆派刘少南北上天津跟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秘密联系,其目的是什么?从时间、环境、局势来考察,李宗仁找共产党联系的目的,当与广东陈济棠找周恩来的目的不会是两样。桂系与共产党达成某种秘密协议,规定红军不进广西腹地,而李、白则让出一条路给红军过境。再说,日本侵略的矛头,当时是指向华北,暂时还没有威胁华南的势态。李宗仁面临的是红军与蒋军两支大军压境。虽说蒋介石也猜疑李、白有暗地通共的一着棋,但刘少南在天津被击毙之事,经考证,却并不是蒋介石已经察觉了李宗仁通共的蛛丝马迹,而是蒋介石下令给军统局北平站行动组“制裁”吉鸿昌的意外结果。

    军统

    军统北平站长陈恭树侦察到吉鸿昌正在法租界国民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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