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南京政府下令讨伐。

    夜已经很深了。在西安城东南的一个寂静而戒备森严的院落里，三幢小楼都有彻夜不熄的灯光。这就是有名的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张学良本人住在西楼。东楼第三层的一间卧室里，一个中等身材、清瘦精干的中年人正在红木书桌的台灯下伏案工作，时而沉思，时而疾书。他就是当时年仅38岁的周恩来。这是12月17日深夜，也可以说是18日清晨了。他刚刚跟张学良谈了好几个钟头的话，正在亲自执笔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拟写他率代表团来到西安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活捉蒋介石后，情况极端复杂，局面十分紧张。三天前，他离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时候，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15日清晨，他带领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18人骑着骏马，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离开保安出发，行程两天，第二天傍晚赶到当时还是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即肤施）。17日在延安搭上张学良派来接他的专机。到西安已是17日晚上。从保安出来，尽管旅途上劳累了三天，他觉得毛主席和中央一定在焦急等待着西安的消息。全国人民也等待和盼望着共产党和红军的表态。他根本没想到休息，想到的是给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以后，要马上给代表团布置明天的工作，他自己准备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

    西安的政治局势，牵动着全国，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他已经置身于有关中华民族存亡的一场巨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他瘦削的肩膀，挑着一副极为沉重的担子！

    周恩来到西安，这是自从1927年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导致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大城市的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着通过周恩来的一举一动来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当时，日本当局要南京方面进攻西安，并提出由日方给予军事援助。南京政府已下令“讨伐”张学良，调大军沿陇海路西进，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是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对蒋是杀是放，意见分歧；西安城内，谣言四起，社会上思想混乱。周恩来带来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一到西安，就同当地群众一起，配合代表团的工作，穿街走巷，深入各个阶层，分头进行调查研究。他们一方面搜集群众的反映，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周恩来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即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中共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都给刘仲容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中共代表团的看法电告广西。不久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周恩来同志，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报纸当时都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道。

    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于12月24日赶到了西安。叶剑英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桂系代表的刘仲容见了面。当时，经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蒋介石刚作出承诺，答应张、杨、周提出的条件。此时，性格直爽而具有爱国热忱的张学良，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轻率地自己决定放蒋，并陪同蒋飞往南京。周恩来闻讯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因而，叶剑英见到刘仲容，首先问他对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刘说：“你看，陡然间又起风波。依我个人之见，把蒋介石杀了，由共产党来领导抗日，中国局势不就解决了吗？”

    叶剑英笑了笑，说：“事情不是这样简单。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要全面抗日，目前还需要蒋介石出面。把蒋介石杀了，中国将出现分裂的局面，这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乘机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