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中国。”

    刘仲容受到触动，说：“听叶参谋长一席话，确实得知共产党人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存亡为重，使我十分感动。真想不到能在西安见到参谋长一面。”

    叶剑英：“十多年前，我曾与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共为北伐出力。请你将我们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向他俩转达。希望我们今后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能有新的合作。”

    当时，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王炳南，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王炳南从接触中了解到刘仲容的爱人赵祥定也曾在德国留学，也是共产党员，得知刘仲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员，与我党的伍修权、左权、王稼祥、张闻天等都是同学。王炳南还通过当时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南汉宸了解到，刘仲容思想进步、爱国热情高，对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反动做法反感，留学归国后不愿到南京政府就职，还主动为我地下党做过联络工作，这两年与地下党北方局有过联系。王炳南曾经将刘仲容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通过王炳南请刘仲容去谈话。

    周恩来说：“听说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个活跃人物，威信很高，当过学生会头头？”

    刘仲容笑了，说：“所以我在共产党里面、国民党里面，都有朋友。”

    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有点相像，我是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工作过，在共产党有同学、同志，在国民党里也有不少朋友。”

    刘仲容诚恳地说：“这次所见所闻，确使我十分佩服。共产党和蒋介石有血债深仇，却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不究旧仇宿恨，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事变刚开始时，还有人主张将蒋介石送到苏区，让共产党公审，我想，这回蒋介石罪有应得了——”

    周恩来说：“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至于现在放蒋走了，他是否会报复，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各方力量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是不怕的。我和李宗仁、白崇禧两先生在国共合作时都共过事。李先生和白先生一向主张抗日，我们钦佩。两广事变发生后，毛主席还给广西写过信，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坚信，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一定会实现的，也一定会胜利的。”

    刘仲容当时没有料到，和周恩来的这次见面会成为他今后一生的重要转折。

    根据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商定的协议，东北军让出其所控制的延安、瓦窑堡、延川等城给红军进驻，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从保安迁至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当时由于亲日派何应钦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刘仲容打算回广西向李宗仁汇报就走不成。周恩来获悉后，有一天向刘仲容提出：欢迎你到延安去，在延安住一个时期，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可以绕道山西再回广西。

    刘仲容将此事电告李宗仁，取得了李宗仁的同意。1937年1月底，他便从西安动身，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安排下，前往延安。

    跟随周恩来亲历西安事变的王炳南，从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3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担负了在华沙代表中国主持中美大使级会谈九年的重任。1987年仲夏，我在北京东四他居住的宁静的院子里访问他，他一笑起来就眯缝着的眼睛仍然闪着光，苍然白发映衬着宽阔高耸的额头。王炳南说：“从此，我也跟刘仲容熟悉了。后来抗战爆发不久，他跟白崇禧来重庆工作，我跟周总理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