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桂林市）

    这是一间很普通的房子。

    它位于桂林市桂北路138号。普普通通的砖木结构两层楼层，带着一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屋外街面的白灰墙上写着“万祥糟坊”，这就是中国土法做酒卖的作坊，“万祥”是它的名号。它的外表太简易，朴素，普通了。比起南边不远处独秀峰下省府所在的王城，简直是天渊之别。尽管它没有赤柱飞檐，没有云阶玉陛，没有高墙深门，自从1939年11月下旬起在门边挂起了一块“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木牌子，它就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桂林市民那几天在悄悄地传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在桂林城公开露面了！共产党在王城后面开了一个办事处。许多人带着一种惊奇的神秘感而专程到桂北路去亲眼看一看。耳闻是虚，目睹为实嘛。

    长期以来，桂系集团在其统辖的广西境内，对共产党是采取深恶痛绝、斩草除根的政策的。30年代初，他们对共产党在桂西山区的东兰、凤山、巴马的根据地，实行了斩尽杀绝的“剿灭”政策。就是几年以前，他们杀害了“东兰共匪的头目”韦拔群后，还将其尸体的首级割了，用石灰腌泡着，拿到几个城市去示众。八路军的前身朱毛红军过广西时，桂林城里还放映过《七千俘虏》的纪录片，当局用以夸耀“剿匪”的战绩。就是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们还对广西境内的本地共产党严加防范，一经发现，就加以逮捕、杀害。

    这些被称为“匪”的中共，公开地在桂林活动了，到底是什么模样？

    八路军的办事处里大都是一些穿布军装、打绑腿、带八路袖章的中青年。一张张脸孔，朴实，诚恳，都像农家的子弟，也有戴眼镜的秀才。人人都生气勃勃，精神饱满。这些人在院里唱抗战歌曲，打乒乓球，还能对来访的人讲举国团结、抗日救亡的道理。一个个言语间都洋溢着随时准备为抗日救国牺牲的豪情。这些人说的道理能暖人心。这些人，脸上没有一点杀人越货的匪气，身上没有半点打家劫舍的邪味，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桂林人的心头开始疑惑了。大家很快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自从桂北路138号挂上了这块牌子，这座古城很快就变得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与生机；在桂林这座小城，出现了一些轰轰烈烈、闻所未闻、震惊中外而使桂林增添异彩的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还津津乐道地对儿孙们讲当年的事儿和当年的人。这段历史，成了桂林的宝藏，有的把它当作学问研究，写成书出版，拍成电影电视放映。就是笔者也因多年受这段历史形成的氛围熏陶，编导过一部电视文献片《桂林文化城》。

    1938年10月下旬，随着广州、武汉先后沦陷，逃难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到广西，涌进桂林。11月12日，长沙全城大火烧起来，全市三四十万人口，走剩下三四万人（也有说走剩两三万人）。广西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原来不到十万人口、只有几条街道的桂林城人口陡然增加到四五十万（也有说五六十万人）。市里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车站、体育场、学校、骑楼下、甚至岩洞里，人们还在空地上搭起竹篱笆房子或是草棚子。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在桂林铁路工厂的门口，有一个穿便衣的外省青年，已经守候了好几天了。他用眼光在上下班的人群中搜找着。像是在找人，目光透着焦急。他要寻人为什么不到工厂里去打听，他是什么人？

    这天下班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寻找的对象，十分兴奋地穿过人群奔过去，大声喊着：“老张！老张！”

    人群中一个拎着饭盒子的工人闻声转脸朝他一看，吃了一惊：“刘……”把“刘”后面的名字都咽下肚去了，忙跟他一起走离人群。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姓张的铁路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