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938年底，桂林）

    每天早晨，夏衍很早就起来，手里拿着个陶瓷小茶壶，泡一壶龙井，放到嘴里嘬一口，走几步，老是在问：出报了没有，报纸送出来了没有？那时候办报很重要的一条是抢早出版，使大家在上班前能看到报纸，这是关系到报纸的销售份数是否增加的关键。只要张尔华的单车铃声一响，夏衍就去赶快拿一份报纸来坐下细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拿一枝毛笔蘸着红墨水，勾勾画画，连一个错字也不放过，还在旁边批批点点，提出无数问题，然后贴在墙上让大家一起来评报。这种群众性的评报，在救亡日报是老传统，天天如是，月月如是，都是自动自觉的。有些人在夏衍批点过的报纸上补充或解释，有些人发现新问题也会另外批点一张样报贴在旁边。救亡日报在群众评报这工作上是没有上下之分的，人人都习惯这样做。这些批点过的报纸，在各个部门都会自觉的讨论，是漏洞就堵塞，是错误就引为教训。张尔华每天也把这些贴报带回白面山，在白面山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重视听取大家意见改正工作的。这个老传统，增进了救亡日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团结友爱。回想当年救亡日报工作的日子，大家偶然相聚聊起来，还是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这是当年曾在《救亡日报》担任记者的华嘉写的一段回忆。记述了夏衍当时把群众评报当作每天早餐前好像洗脸漱口一样必不可少的事。这也是《救亡日报》办得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桂林，凡是年过半百而在抗战烽火中生活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夏衍的，没有不知道《救亡日报》的，也没有不知道夏衍主办《救亡日报》的社址太平路12号的。《救亡日报》在桂林鼎盛时颇具规模，已分三个地方办公：社址在桂西路的太平路12号；营业部在太平路口东边即桂西路26号；编辑部和印刷厂在郊外的白面山的岩洞里，不受轰炸的影响。总编辑夏衍在城里坐镇，吃住和工作都在太平路12号。这个社址是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也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门前有个围墙，围墙内有个小院子，一栋不大的砖木结构楼房，连着一排附属的平房。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围墙已经灰沙剥落，墙顶还长着小树和几丛绿草，楼房也是一副年代久远的样子，与桂西路的现代化新楼相比，它显得太普通，太不显眼了。可是，在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那些年头，是文化人经常来往的公开地方，不少人通过这里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接上头。办事处也通过这儿领导着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文化运动。

    在笔者为写这本书而求助于夏衍的时候，那是1989年10月底11月初，正逢夏公90大寿，他住所的院子里摆满了人们从各地送来的鲜花和花篮，我们送给他桂林豆腐乳和辣椒酱很能触动他对抗战中桂林生活的回忆。他说：“已经整整50个年头了。我就是在桂林太平路12号度过那十分有意义的40岁生日的。”

    夏衍是在广州沦陷后，带领救亡日报社同人从广州经肇庆、柳州，于1938年11月7日到达桂林的。周恩来十分关心《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嘱咐夏衍自筹经费、争取公开合法地在桂林办好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报纸。当时在桂林条件十分艰难，人们都是孑然一身，刚刚逃难来到，人生地疏，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男的住在乐群路广西艺专隔壁周传教师家的前楼，女的住在凤凰街皇城后贡门正对面一家小面包铺的狭窄木楼上；大家挤着身子打通铺，睡在楼板上。为了争取“合法”，夏衍由刘仲容陪伴先去拜访广西文化教育界元老李任仁先生，再由李任仁陪同去拜访省主席黄旭初。夏衍对黄旭初坦率地表明了态度，说报社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友好态度，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大家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夏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