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去了一次香港。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捐款中拨了1500元港币。当年12月份，周恩来途经桂林去重庆时，曾和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的郭沫若去见过白崇禧。白崇禧也刚回到桂林主持新建立的桂林行营。周恩来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希望得到桂系的协助。白崇禧表示“欢迎”，而且答应补助一笔开办费。这样，《救亡日报》就和桂系的《广西日报》、军委会的《扫荡报》等有了同样公开合法的地位。太平路12号是国民党一个龙姓旅长的小公馆，他们租下来办公，报纸就办起来了。夏衍遵从周恩来指示的办报方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广交朋友，做到内外有别，将《救亡日报》办成左、中、右的人都乐意看的统战的救亡报纸。大家为办好报纸，向各方虚心讨教，集思广益，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了，当时在桂林的好几家大型报纸中，救亡日报虽是四开型的小型报纸，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版面活泼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内容清新，稿件针对性强，每天一定有一篇不超过1200字的社论，社论内容，从国际大事、抗战形势，一直到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写每天的社论基本上由夏衍执笔。还有精辟的战局分析、生动的战地采访。《救亡日报》深入人心，独树一帜，以小胜大，很有声势，发行量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最后接近了8000大关，销路扩大到华南、西南数省乃至香港、南洋一带。

    办报

    办《救亡日报》的人们，那时都有一股精神力量。全社人员一律吃大锅饭，管吃，管住，不拿薪水，不给稿费；每人每月给一点津贴，从总编辑夏衍到从外面“拣”来打杂的小鬼阿华，都一样每月五元。据华嘉回忆，一个月的津贴费大概可以购买一斤猪油，用来加菜，让简单的饭菜增加一点油水。1939年10月底，夏衍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在桂林欢度他四十岁诞辰。因而他常说：“桂林这个地方我只耽了两年，但是我对它的感情却特别深切。”

    抗战的桂林，在大后方被叫做“文化城”，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当时桂系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广州、武汉沦陷后，全国好些文化、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方面单位和团体，都迁到桂林，许多各地的文化名人也云集桂林。而陪都重庆，因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管制太严，文化界人士都不太愿意去，桂林就成了抗战救亡文化活动的中心。曾经盛极一时。周恩来在点将要夏衍办《救亡日报》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因此，当报纸在桂林复刊之后，夏衍就得分出相当一部分（也许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去做统战工作。

    当时的桂林，政治形势十分复杂。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派”等都在这儿有派驻机构，各种进步组织、群众团体也在这儿有分会或者代理单位。八路军也有办事处。可以说是一个错综复杂，“群雄割据”的局面。夏衍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利用《救亡日报》的公开合法地位，太平路12号这个地方，很自然地成了各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通讯联络、碰头和临时“落脚”的地方。外地来人没地方住，就在客厅里睡地板，碰上吃饭时间，一起吃大锅饭。夏衍还应聘作为委员去参加李任仁为主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桂系借以壮大声势的智囊集体，里面“名士如林”，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范长江、欧阳予倩、杨东莼、张志让、姜君宸、千家驹等著名人士。夏衍亦借此广交朋友，不仅与进步文化人打交道，还和中央社社长、新闻检查所所长、《扫荡报》总编辑等打交道。有一次，因孙科、邵力子等在重庆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由左派人士王昆仑等负责，做一些介绍苏联情况的工作；在桂林，也有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