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放走蒋介石通缉的邹韬奋

    （1941年春—1944年春，桂林）

    李济深拿报纸的手都在打颤。那是林秘书为他剪辑出来的有关所谓皖南新四军“叛变”的中央社消息和报道。有桂林出版的广西日报和扫荡报等，还有重庆的中央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载这类新闻。救亡日报开了“天窗”，拒登中央社的消息，以示抗议。血，直往他脑门上冲。这个谣言，也造得太蹩脚、太无耻了！新四军怎么会叛变？！叶挺军长怎么会叛变？！他太了解叶挺了。北伐的时候，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叶挺就是他的部下，在第四军担任独立团团长。叶挺打仗勇猛，贺胜桥与汀泗桥战役打出了威风，获得了铁军的称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素以儒将著称，此时也制不了怒。端上来的早点他碰都没有碰。他沉默了良久，才叹了一句：

    “中国就会要断送在他们手里！”

    林秘书进屋来，提醒他：“主任，早点要凉了。”

    他却嘱咐秘书：“你随时为我整理这方面的材料。有希夷（叶挺的字）的消息，随时告诉我。他们把他俘虏了，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独夫不怕千夫指呵！”

    林秘书建议说：“你何不给姓蒋的写封信？”

    他想了想，说：“以前我给他写过多封信，他听得进么？根本当你刮耳边风。你倒是立即给我拟两封电报，一封给陈诚，陈诚和希夷曾是一个师的袍泽，请他对叶的安全关注。再一封给顾祝同，说既然叶挺因伤被俘，我准备派一个医生去为他治伤。”

    皖南事变，使他对蒋介石的面目及为人，认识得更加清楚，也给他带来悲愤和痛苦。他十分后悔，后悔在十多年前没有识穿蒋介石，而赞同了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主张，促成了国共的分裂。蒋桂战争，特别是日本人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对蒋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参加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也支持了两广反蒋的六一运动。他倾向民主，反对独裁，广交民主党派，力求进步。他团结了一批反蒋爱国人士在香港组织民族革命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因为香港政府所不容，就回到广西梧州老家来住。刺杀过蒋介石、汪精卫的反蒋义士王亚樵，也受到他掩护，藏在梧州。因事不机密，警惕性不高，致使王亚樵在梧州被戴笠利用叛徒所暗杀。西安事变，他积极支持张学良。他不主张放蒋介石，但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组织统一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七七事变后，他和冯玉祥上庐山找蒋介石面谈，对蒋严峻地表示：如果蒋不立即对日抗战，他与冯下山之后，便以政治家的地位，与蒋相对峙；如果蒋实行抗战，他们两人便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因而抗战军兴之后，他和蒋介石敌对八年之久的局面结束而有一定的谅解。他应蒋之邀请，到了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南京沦陷后，他随着到了武昌。他介绍了很多朋友当参政员，蒋介石还是不放手，怕民众运动。蒋介石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其他重要职位，蒋也是让主和派的亲日分子担任。他十分不满，住在东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自己的主张：现在举国抗战，而蒋所重用的人如汪精卫、何应钦等都是不主张抗战的，这样搞不好抗战；他提出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两大主张，并主张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等主张抗战的人士，不论党派，都让其参加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如果从个人喜怒好恶决定国家大计，抗战是无胜利把握的。蒋介石收到他的信后，请他去吃了一顿饭，只说他写的信已经收到了，毫无表示，使他十分愤慨。不久陈诚来东湖看他。他对陈诚说：“辞修兄，蒋先生对你十分信任，你要劝劝蒋先生：一不要怕共产党，二不要怕民众；抗战前途才有希望。”他意识到，为了抗战前途，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