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抗战有功，家喻户晓，就是蒋委员长也曾表扬过，此次反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避免人民的反对。连四川刘文辉、云南龙云等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出恐慌并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他对蒋介石的为人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对桂系也是虎视已久，随时都想吃掉的。他从这场戏演出的轰动，感受蒋介石此举使其从来没有如现在那样受到内外责难，亦感受到中共从此次事变中反而获得了群众。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都在重庆的公开演讲里，对国民党提出批评，说“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还表示：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不可能；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英国政府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苏联方面也对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使日本人快心之事。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说得更直截了当：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使白崇禧头痛的是，新四军问题还在折腾时，日军便接着在河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2月20日的讲演中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在新四军事件中，何应钦和他联名给朱德、项英、叶挺发电报，限令八路军、新四军要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因而一度被人们称之为制造皖南事变的反共“急先锋”。他感到有点委屈。这是蒋介石指定要干，他不能不干呀！他也曾担心过会对抗战不利。后来，李济深劝德公和他不要把事情做绝，让反蒋人士安全撤离桂林对广西有利无弊，他都接受了意见，采用了“好来好去”的做法。尽管蒋介石委任德公为“剿共”总司令，德公这次也还是采取保存实力的政策，没有将广西部队调出来“讨伐”新四军。他也注意到，在新四军事变问题上，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宣传中，就没有针对桂系。

    当晚，看戏归来，他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之中。回到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的住所，他问刘仲容：“仲容，你在共产党那边朋友多，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琢磨许久了：中共的军委会就皖南新四军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列了要求惩办事变祸首名单，只提了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个人，而没有点德公和我的名字。你说，这是什么缘故？”

    刘仲容笑了：“这不是很简单的事么，明摆着的，说明人家共产党把德公和你，跟何应钦那伙人区别对待嘛。”

    他装作不解地问：“我跟何应钦一起向他们发了限令撤过黄河的电报呀，还下令撤销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刘仲容说：“可是，你在广西没有抓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还给他们有机会撤走。中共方面也知道，桂系的部队没有出动参与围剿新四军。他们知道，那些事是老头子叫你干的，不干没有办法。人家知道你和德公都是抗战的主战派。他们心中有数。”

    他问：“他们怎么会心中有数？”

    刘仲容又一笑，说：“你不是常派我到化龙桥和曾家岩五十号（都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驻地）去活动么，我当然要为你和德公说话。”

    白崇禧听了十分高兴，觉得刘仲容没有辜负他的器重和信任。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一直有隔阂和矛盾。他十分清楚蒋介石为人面和而心狠，口是心非，手段毒辣，即使对国民党的一些文武大员，也严加监视与控制。所用手法极多，或者派出特务，以公开职务掩护打进对方公馆，或是用钱收买对方的亲信左右，甚至司机保姆厨师，充当耳目，随时向蒋介石特务机构通风报信。只要发现对方有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就把对方干掉。对此，防不胜防。他十分伤脑筋，最怕蒋介石这一着。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