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得意飞去视察，旋而发觉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胡宗南部知中计而退出，对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而在他辖区内，华北平原大半已落入中共手里，国军只占据少数几个大城市而已。他想，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去东北又有何用？他便向蒋推说有病——胃溃疡要作手术。蒋介石还是劝他赴任，说先让白崇禧代理，他可以先去美国就医。既有此议，他只好准备干，就与白崇禧着手研究东北的军事部署，并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缩短战线的调整方案，蒋介石并没有采纳；从此，他再不愿去东北。为此，蒋介石曾派陈诚数次来北平“促驾”。他竭力推辞不受，蒋介石只好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任东北行辕主任。

    他虽幸免介入东北，但又觉得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他曾在《李宗仁回忆录》里细述了其时的心理活动：“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多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厚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么？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干国法。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

    这一年，正好由国民政府公布将于明年“行宪”。所谓“行宪”，就是按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在李宗仁觉得他进退维谷、处境十分尴尬的情况下，忽而想到参加副总统竞选的事。他自信抗战以来，作风开明，信誉甚佳，参加竞选，不是不可以取胜。幸而获选，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解甲归农，告老还乡。两种前途，均可摆脱在北平的处境。

    这一年的仲夏8月，他在北平与美国杜鲁门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见面晤谈以后，更坚定了竞选副总统的决心。魏德迈曾问他对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李宗仁坦率地告诉魏德迈说，他认为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他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帮助中央政府稳定币制，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当时美国人因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屡屡失利，已对蒋介石有所不满。魏德迈自己也觉得“国军作战没有一次是因军火缺乏而失败的”，因而认为李宗仁的看法颇有见地。8月24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蒋介石举行的茶会上，宣读了一篇《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还说：“复兴，有赖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北平作了一次调查“旅行”，回到南京后于9月8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特别报告。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而称“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

    于是，李宗仁觉得他出来竞选副总统，正逢其时。

    那天，他与郭德洁在太和殿观雨景回来，觉得不该再犹豫。他想找个人充分商量一下，便叫秘书给程思远发电报，要程立即赴平一谈。程思远自1930年就担任李的政治秘书，深得他的信任。接电之时，程思远正在庐山参加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10月16日，程思远从庐山下来后，从上海飞北平。当晚在居仁堂同李宗仁一起吃饭，两人长谈，程思远为竞选副总统问题同他充分交换了意见。

    程思远说：“根据去年12月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副总统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比美国副总统还不如。因为美国副总统还可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且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至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在个人独裁体制下，是决不能参与国家大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公对此感到兴趣？”

    他说：“我并不想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