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录中记述回到香港后的心情——

    我回到香港不几日，南京就解放了，不久上海也解放了。我只在报上知道李宗仁一时飞桂林，一时飞重庆，一时又飞广州。广州是国民党最初发源之地，也成为最后埋葬它的地方。如果李、白及早觉悟，尚可签字得到局部和平解决。我同李、白自小同学，相处数十年，知交最深，尤其最后的和平谈判的真正用意也知得最深，所以当初我就不愿充当代表。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他们是见了棺材也不流泪的呵！我去作最后的劝告有什么用呢？

    4月20日那天，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给北平张治中等代表，声明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并反对解放军即行渡江。

    晚上，住在傅厚岗69号李公馆的黄启汉，觉得屋里已经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人上门来了。前几天这儿人来人往，喧闹异常，桂系的头头们连续两个晚上在这儿召开秘密会议。没有人像往常一样叫黄启汉参加开会。他想，可能因为他热心于为中共传话，已对他不大信任了。他也不在乎。他已经下定决心走自己的路。

    当晚，他在书房里见到李宗仁默然而坐，显得很疲惫苍老，夫人郭德洁在一旁陪伴。李宗仁告诉他：“我准备明天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将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同共产党作战到底。”

    他说：“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呀？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

    李宗仁说：“我不怕得罪共产党。”

    他又劝道：“这不是怕不怕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好像刚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白脸，现在又马上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

    李宗仁听了，默不作声。

    他又说：“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何应钦）或白健公（白崇禧）去讲，而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

    郭德洁在旁边也插了一句：“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

    李宗仁还是不吭声，但似有所动了。

    21日凌晨，他被人叫醒去见李宗仁。李要他陪同郭德洁先到桂林去，李说自己要熬到最后关头才能离开南京。但他在此次离开北平时已打定主意，告诉周恩来说要坚决投靠人民，不再跟桂系逆潮流而走了。他自从4月3日从北平飞到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和李济深的口信。李宗仁没有表态，反而叫他飞去汉口向白崇禧汇报。白崇禧坚持中共不要渡江。他劝说道：“这是办不到的。周恩来先生讲了，和谈期间，中共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得成就和平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白崇禧关心的是划江南北分治，问：“李任公（李济深）怎么样？你跟任公说了没有，他能不能来武汉？”

    他说：“任公说，我们的态度不明朗，他就不大可能来。他希望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决心跟蒋决裂而独立行动，和人民靠拢。”

    可是他的话，白崇禧都听不进，反而忙于每天亲自部署武汉的军事防御。4月9日，李宗仁电召白崇禧去南京会商局势，他也就跟白崇禧一起飞到南京。在这期间，他还想起周恩来的话，而向李宗仁提议：“要马上解决调一师桂军来南京保卫的问题。”他当时寄希望于李已经多于白。李宗仁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李又愤愤不平地对他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

    他见经过多次苦劝，并不奏效，因而决心不再跟李、白走下去。当时，李宗仁派机送夫人郭德洁和黄旭初以及程思远夫人石泓、韦永成夫人蒋华秀等返桂林，让他陪同。他推说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李宗仁同意了，改派别人陪郭德洁等几个夫人飞返桂林。此时，南京已经隐约听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