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解放军已经进逼国民党的首都了。

    22日上午，他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蒋介石派来的“追云号”专机去杭州。然后，他在杭州转搭去上海的火车。5月初，他因为是立法委员，于是在上海托人冒名顶替他的名字向立法院上海办事处领取了去广州的飞机票，以逃避特务的耳目。他在上海就潜留了下来。想不到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他获悉了白崇禧后来极力反对和谈的内幕。他在《1949年“和谈”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某日，我偶然遇到在中央银行业务局工作的白怀民，他告诉我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大洋400万元，因为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5万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这个问题，1967年10月我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先生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证实确有其事。）

    5月27日上海解放，黄启汉和邵力子先生联络留在上海、南京各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50余人通电声明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从此走向新生。

    一波三折

    （1949年4月—9月，桂林—香港—北平）

    4月23日这天是星期六，独秀峰上刚刚放过午炮，李任仁刚刚要准备吃午饭。这时，黄旭初来了电话告诉他，李宗仁今上午从南京起飞到桂林时没法降落，因为机场的工作人员怠工，李就飞到柳州机场降落了，还打来了电话。黄旭初说其已经对机场作了安排，李宗仁很快就从柳州飞过来。李任仁表示他也赶去机场迎接。

    这几天，和谈签不成字，解放军又全面渡过长江，并进逼南京，加上两天前黄旭初与郭德洁带领几个丈夫在南京的桂系官员夫人，仓皇从南京飞回桂林避难，使在桂林的桂系官员们心上大都罩上一层阴云。大势已去，惶惶不安，有的甚至准备避去香港了。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关心南京的战局和李宗仁的命运。在桂系的官员中，李任仁却处之淡然，觉得这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十分惋惜德公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丢不开包袱，下不了决心。

    他2月间曾应白崇禧邀请到汉口商议局势。他力主与中共和谈，白崇禧却不予理会，他也怏怏不乐地转回桂林来了。不久，李宗仁多次来电邀请他去南京面商和谈。他思虑再三，觉得李宗仁、白崇禧划江而治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更看到蒋介石在幕后抓着兵权财权不放，李宗仁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莫说政治经济有什么改革的措施了。蒋介石的军队、宪兵、特务满布南京，李宗仁是孤家寡人一个，自己的安全也无保障，我们这些人到了南京，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的。因而，他觉得这时去南京，起不了什么作用，为桂系尽忠，实现它划江而治的企图吗？回天乏术；为人民做点好事，促成真正的和平吗？没有把握。因此，在黄旭初应召去南京会商出发前来邀他，他以老病为词推托了。他多次婉谢李宗仁的邀请，还是留在桂林。他留在桂林期间还是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还邀集了一部分同志准备在全国性的和谈不成功时，进行局部和平。

    得到李宗仁即将飞抵桂林的消息，李任仁一听觉得有点突然。已经有消息说，总统府南迁广州，李宗仁为什么不飞去广州，是不是路过作短暂停留？

    李任仁接了电话后，随便吃了几口饭，就要车赶往机场迎接。下午1点，李宗仁乘坐的“追云号”专机降落在秧塘机场，他和黄旭初、张任民及广西的军政官员们一起过去迎接。大家见到李宗仁眼窝深陷、神态疲惫，一副阴沉的脸容，在场的人心里都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大家驱车将李宗仁等一行送到新建不久的桂林文明路103号李公馆。

    李宗仁稍事休息，当晚就召集了广西高级军政官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