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引起的种种波澜

    （1965年7月—1966年7月，北京）

    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归中国大陆——这样的新闻确实使举世轰动。世界各大报、各大通讯社都把它当做重大新闻。香港出版的所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醒目的标题报道；香港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在新闻节目中，作为头条新闻，反复播送。海外华人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炎黄子孙们都议论纷纷，有的推崇李宗仁此举顺乎历史潮流，是识时务的爱国行动；有的指责李宗仁“晚节不保，自毁名誉”；更多的海外侨胞却由此引起深思：为什么连过去反共的李宗仁也要回归中共的人民中国？……

    纽约各报与电视，都以头条新闻报导李宗仁飞抵北京的消息；此后又接着介绍毛泽东、周恩来欢宴的场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受到震撼，因为他们事前没有得到准确情报，自己又缺乏正确的估计；事后，他们兴师动众，要严密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牵线人”（middleman）。加上各报捕风捉影，盛传在李府经常出入的还有好几位共产党员。此时，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余波未尽，美国还处在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调查局的密探们，把常在李府出入的人士，都过筛子似地作了调查，传讯，进行电话窃听。李宗仁的长子幼邻、次子志圣，都被“请”去讯问。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博士、李氏过去的亲信甘介侯教授等，都被当作对象，重点调查。连去陪李氏夫妇打麻将的“牌友”们，如家庭主妇黄纫秋及李的广东邻居等，都被逐一查过。调查结果，据说其中只有一个涉嫌重大的中国人，被漏网了，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消息传来，令唐德刚博士等喷饭大笑；因为韦慕庭是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口述历史的美国教授为附庸风雅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李宗仁回国的消息公布后，在国内曾引起过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应。从李宗仁于1965年7月抵京，到1966年秋天“文化革命”的红色狂飚骤然降临前，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宗仁共收到国内外的信函电报，约共2500余件，约平均每天有七件。这些信件基本上由尹冰彦先生处理。民革中央的尹先生原是李宗仁在五战区的老部下，文笔不错，在李先生抵京后被指派担任接待工作。来信的人一部分是李的老友，例如叶玉虎、张义纯和刘芦隐等等，一部分是李的老部下，例如张寿龄、何柏林、刘尚志等等。此外有为数不少的人是与之有间接历史关系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问题下放农村劳动的。有的诉冤诉苦，有的请求关说，有的请求物质接济。至于来信祝贺李回归祖国、叶落归根、晚节可风；或责备他“误国殃民”、“害尽苍生”的，均大有人在。就中个别人寄来国民党证来函报到，寄来中央银行、储蓄会以及其他私人银行存折，要求偿还存款，还有人来函认亲、认子等等，真令人啼笑皆非。对这些信件，只对一小部分给予以答复。这些来信中还有两封信涉及李宗仁个人从前的私生活问题；李氏为了回避家庭内部的矛盾，私下密托尹冰彦妥为处理，并坚决嘱咐不要让对方前来与李见面。尹尽可能妥善地作了答复。后来这位女子下放云南，此事算是过去了。

    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的小楼里，翻阅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聊作消遣，重温旧事。一天，翻到第32辑上，看了军统头子沈醉所写《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一文。文章中用军统局很多内部的秘密材料，叙说自己奉命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前后经过。李看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对此事从来也没听闻过。据说，看得他脸色都变了，靠在沙发上闭目凝思许久。想过一会，他睁开眼睛，指着书上这篇文章问尹冰彦：“你读过这篇东西没有？”尹冰彦到他身边望了一下，说：“早看过了，为了不使你精神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