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中心、“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喊出不愿做奴隶的吼声，特别是第一次喊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的新口号，显示了广大民众支持抗日、反对妥协的强大力量和决心，也给处在困难境地和彷徨状态的宋哲元以很大的教育和支持。有了这种力量作后盾，宋哲元才敢于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采取表面敷衍内中强硬的态度。

    时任宋哲元部军法处处长的邓哲熙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日本人逼我们撤出平津冀北，退到冀南。蒋介石要我们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以避免事端，集中力量打内战。我们如同意撤出，那么将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而且蒋介石可以把辱国之罪，加在我们头上，像“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一样；如不撤出，日本人又步步紧逼。在两大压力下，我们感到很孤立，这时才想到利用平津学生和华北民众的抗日救国高潮，对两方面都说你们不能操之过急，否则要演成重大的事端，果然还有一些成效。

    宋哲熙所说的“有一些成效”，指的是由于学生运动浪潮的冲击，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方已经达成的“华北防共协定”协议未能实现，29军也没有撤往冀南。日本原想以大规模增兵为手段，迅速完成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但由于中国爱国学生和民众运动展现的抗日伟力，使其如意算盘落空。就连日本迫使华北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维持”平津治安的所谓要求，也被宋哲元以公开发表谈话的方式予以拒绝。

    天津学生“5·28”反日示威的成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十几天后，北平再次爆发“6·13”反日大示威。

    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众的一次次示威游行，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日联合阵线、越来越强的抗日力量。随着运动向深层发展，其组织形式也由街头示威发展到建立各种抗日组织，进行具体的抗日活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几十个抗日救亡组织在民间建立起来。1月，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些抗日组织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参与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布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徐州、南京、上海、安徽、厦门、香港、广州、广东、广西、武汉、无锡、泰安等地和19路军的代表共50余人。其中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钱俊瑞、曹亮等，有的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有的是社会各界名流。

    大会通过的宣言说：“九一八”后的4年8个月来，南京当局不仅没有抗战的计划，“甚至相反的是陷入无抵抗的错误”。他们“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企图征服全国”；“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在全国大多数人强烈要求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时候，国民党“依然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依然认为中日纠纷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我们“批评的目的，在纠正这种错误，使它不会在将来重演，而决不是攻击任何势力以至推翻任何势力”。这种批评的性质，只“是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

    宣言建议各党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如此多的高层名流参加到抗日组织之中，公开站到了蒋介石既定国策的对立面，这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