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招认学联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一个月后死于狱中。临死前他喊道：“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

    3月31日上午9时，清华、燕大、师大、中大、北大、中法、女子文理学院、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等14个学校共700多人，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悼念郭清烈士大会”。大会进行中，军警封锁了学校。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把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解散追悼会。韩天石与黄华及另一位学联党团成员王庸商量后，决定会议照常进行，并在追悼会上通过一系列议案：（1）通电全国报告郭清死难经过及大会意义；（2）检举北平公安局；（3）为郭清建纪念碑；（4）援助被捕同学及教授；（5）通电各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6）反对日本增兵华北；（7）呈请国民政府下令严禁各地压迫爱国运动。同学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临时决定抬棺上街游行，推举黄华为游行指挥。

    鉴于学校大门已经被军警封锁，同学们就在后墙撞开一个缺口，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军警追上，前堵后截，围攻殴打，学生受伤者无数，黄华、王庸等52名学生被捕。

    “3·31”抬棺大游行，再次显示了北平学生崇高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华北军政当局宋哲元、秦德纯等以很大压力和震动。

    这次事件不久，天津发生了“5·28”反日大示威。天津的反日示威发生在日军大举增兵天津之时。此时，天津几乎已经变成一个“亡国市”，不仅日本侵华新的大本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这里，而且从《何梅协定》签订后，随着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撤离，标志国民党执政的党旗、国旗和孙中山画像也被纷纷撤去，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太阳旗四处飘扬。一批批由冀察政委会任命实际上是日本方面指派的日本军事教官，操纵着学校的一切事务。

    经常有居心叵测的测验表和志愿书下发，要学生回答：

    （1）如果有敌人侵略你，你是否抵抗？（2）你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吗？（3）你愿意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吗？（4）你做事是五分钟热度呢？还是热度到底？

    问这些问题，目的是检测学生有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意志和能力，然后进行迫害。与此同时，教员也要填写“反共志愿书”，其内容不是反对共产党就是拥护共产党，没有中立的选择。如果不填，即被视为实质赞成共产党。如果填了，便永远不许参加任何未经立案的团体活动。

    这种近乎亡国奴的生活，使天津市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不可忍受，憋足了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是怨声载道。1936年入夏后，受刘少奇委派，中共北方局代表林枫出现在天津。而在天津市西郊一个陵园内，关于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一次示威游行的计划也告酝酿成熟。

    天津市学联原计划在“五卅”惨案纪念日当天组织游行，但被天津市当局事先侦知。政府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对付学生用的警车、木棍、大刀、水龙等。可他们的准备也被学联得知。为保证游行取得成功，天津市学联临时决定把游行时间提前到5月28日。这一临时改变，使当局措手不及，北路游行队伍很快在商职学院门前汇集，他们打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抑制日货、禁止走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直奔金钢桥。这时，由南开大学、广东中学、三八女中等校学生组成的南路大队，也来到金钢桥。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加人，偶有军警阻拦，也被他们冲散。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宣讲华北新的危亡形势，要求政府起来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在日本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