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令”。同时，李宗仁在全省下达了全民动员令，扩编成立战斗部队，一周之内就组编起21个师，准备与蒋介石战斗到底。

    与此同时，李、白数度对外发表讲话，表示决不因为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而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为了把主张抗日反蒋的力量团结起来，李宗仁还亲自致函主张抗日的李济深来桂主持大计，并派遣亲信赴港邀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人桂重组19路军。

    至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人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间也是豪杰汇聚。在“抗日图存”的口号下，桂省军民普遍发动起来，民团、学生大都动员起来，老百姓也纷纷订立了《抗日公约》，被激起来的民众热情持续高涨。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号召“反蒋抗日”。李、白举旗反蒋，主张抗日，不管其当时的急迫政治意图重心是否在此，但此举却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所契合，适应了当时普遍主张抗日的社会潮流。毛泽东在6月9日通过陕北无线电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西南抗日反蒋中“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中共的表态引起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视，他们派人与延安建立了联系，并与中共领导人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进行了探询和商讨。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围绕对桂用兵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两广方面在事变发生后已经与派往西北剿匪的东北军、西北军接上联系，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

    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在筹划攻桂时不得不有所顾虑。他再次调整战略，开始寻求谈判解决问题的转圜办法。处于劣势中的广西方面自然希望避免战端，这就使和解有了共同基础。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和议方案最终达成，内容包括：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去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的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

    9月16日，李宗仁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并发出和平通电。内称：

    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既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鉴。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央威惧。所幸吾中央当局，鉴于民众之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遣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运动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予为一致之努力。

    两广事变就这样结束了。

    围绕抗日还是剿共所引起的一次次政坛险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也要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出调整，也不得不把抗日作为自己维持政权的必须考虑。实际上这种政策转向，从日军增兵天津后就已开始酝酿。1935年10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暗示中国政府准备武装抗日，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对此，苏方很快作出反应，并在9天之后与中方进行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政府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等设想。

    作为准备抗日的一部分，国民党也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先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