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了4条渠道与中共联系。第一条渠道是，派遣邓文仪到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第二条渠道是，指派陈立夫负责打通国共关系的工作，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第三条渠道是，由宋庆龄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国共两党中央直接建立联系。第四条渠道是，通过中共上海地区党组织沟通国共联系。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中央谈判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直接谈判，国共两党的沟通渠道正式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于在五全大会上讲的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国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他还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度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种侵害，就是要损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蒋介石这些言论，与半年前的讲话相比，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他不仅明确宣布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而且表示了一旦中国领土和主权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害，即下“最后牺牲”的决心。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还加紧了为抗战预作物质准备的行动。在1935年国防计划中，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以消耗战略的长期抗战，“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在1936年的国防计划中，又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确定“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

    为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还决定对原有庞大而杂乱的军队进行整编，计划至少要整编出60个师，半年一期，每期编练6至10个师，目标是加强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为抗击日军建立一支国防陆军的基干。蒋最为信任的干将陈诚随之受委，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全国所有的炮兵、骑兵、工兵统由其负责督导整理。

    张治中也是蒋介石信赖的不多的几个嫡系将领之一，蒋同样委以他重任，责成张治中负责南京和上海地区的战备工作。蒋介石还把张从中央军校调到苏州，在狮子林和留园，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名义，秘密进行作战研究，实际上承担了预设将来作战指挥部的使命。

    蒋介石还下令加强江防、海防，以防御日军海军袭击，并同时下令整顿南京、镇江、江阴、镇海、福州、厦门、汕头、虎门等要塞，充实其武备。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还秘密调集4个师从事构筑国防工事的任务。至抗战爆发前，共在江浙地区建立工事2264个，占全国总建工事的三分之二。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独裁实力人物的蒋介石在对日态度缓慢变化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消灭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当1936年底国民党党内矛盾有所缓和之时，他的这一立场和态度便再次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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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