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准备，敌人也在准备，而且敌人的准备比我们更快。人家走百步，我们走一步。如果要准备到同他一样才来抵抗，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抵抗的一天。他直言揭露说：“九一八”以来，我们日言准备，但多准备一年，即少见了几省；多准备一天，即多一桩丧权辱国的协定，所以这种亡国的谬论如不改变，只有待机去做亡国奴罢了。总之，“抗战则存，屈服则亡”。“只有彻底摒弃‘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作战，才是中华民族当前之唯一出路”。

    李宗仁并针对所谓的“日本武器精良，中国武器落后”的“抗日三天亡国”谬论，批驳道：战争胜负并不是决定于军事设备而决定于被压迫者的坚决牺牲精神，“被压迫民族之恃以抵抗强暴者，不在飞机大炮，而在坚定之民族意志”，这正是日本难以征服中国的地方。李宗仁坚信，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居于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踔厉发奋，万众一心”，而日本之好战者“仅为少数野心军阀”，大多数日本国民则将处于“消极甚而至反抗之地位”，“中国抗日不独无失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

    李宗仁敢于公开批驳蒋介石，并提出与蒋介石主张相悖的抗战理论，除了他的民族情感、政治胆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宗仁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乃至战争性质作了全面考察、分析，看到了中日一旦开战总体上对我们有利的因素，远远大于不利因素。李宗仁认为：军事上，“一旦战争爆发，日军虽可封锁我海岸，侵占通商口岸，但却无法割断我全民族之生命线，农民仍可耕种劳作，自给自足。只要抗战爆发，各国断绝其原料来源和封锁市场，即不难置日寇于死命；政治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疯狂侵略使日本政局陷入极度不安。而我国则因为被侵略之故，国民必能一致团结，奋起抗争，以拯国难。”从国际上看，美、英等西方大国都已认识到法西斯对世界的危害。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势必加剧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冲突，诸列强国家虽无发动对日战争的决心，但日本则因公然撕毁华盛顿条约，退出国联，国际环境已陷入孤立。我若实行坚决抗战，自可取得列强的同情及援助，而日本则因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实力被消耗，列强将乘机制服它。只要我们能够奋起抗战，坚持到底，敌人的弱点、短处就会日益暴露，我们的优点、长处就会日益发挥，日本不但不能吞并中国，而最终必将陷入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当局尚无抗战决心、压制抗日力量、堵塞抗日言论的当时，李宗仁有胆量对当局的既定国策提出质疑，并系统阐发他的具有政治远见和战争谋略的“焦土抗战”理论，是可贵的，可以说他后来能够建勋台儿庄、成为抗日名将也不是一日而成的侥幸之功。

    蒋介石的错误国策，在国民党党政高层，由个人分歧，逐渐引发为新的政见之争，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两大阵营，使原来本就比较复杂的派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围绕抗日还是退让，主和派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过去的亲日派，他们坚持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政策。主战派主要是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地方实力派中的若干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等。

    但对日主和的妥协派却掌握着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的主导权，1932年的淞沪抗战，发生在蒋介石不情愿的情形之下，因而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战事的结局。这一战事爆发前后，蒋介石竞指使军政部长何应钦连续三次急电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毋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

    1月31日，何应钦又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接受各国领事的调停。并命令19路军“严守纪律和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