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部队尤需遵守”。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杀敌，南京国民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何应钦还以特急电令蒋光鼐等，着令原配属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投炸弹！”并严令19路军：“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射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这样，长江口和黄埔江内日海军可任意行动，日军飞机可在战地上空自由飞翔，支援地面陆军作战。而19路军却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孤军局促于长江、黄埔江和苏州河之间的淞沪三角地带与敌作战。

    当19路军与日军在上海激战之际，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不少官兵激于义愤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杀敌。何应钦对请缨者回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需受抗令处分！”

    国民党陆军87师261旅旅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他面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愿望时，何应钦听后，板着面孔说：“19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

    淞沪抗战的结果，最终以19路军被迫撤出上海，中国与日本签订又一城下之盟式的停战协定而结束。

    主战的抗日派虽然无法左右中央决策，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当政者施加压力。他们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的冯玉祥。当年，他曾兴兵响应讨袁，力挫张勋复辟，发动北京政变，参与北伐，将末代皇帝溥义驱出紫禁城，为国民党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得政权建立了功勋。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蒋介石挫败丧失军事实力，很少再问政事。但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不能坐视。1931年12月，在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提出了“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的提案，得到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支持。会后，他又奔走于上海、南京、洛阳等地，呼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持救国大计。

    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依靠政府抗日不成的情况下，冯玉祥把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意见写在了他的行动上。他决意自己组织部队抗日。促使他树起抗日义旗的是他的旧部吉鸿昌。吉鸿昌从海外回国后，在拜见他这位老上司时给他带来了一条实现抗日的主意，即与共产党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冯玉祥对这个意见表示赞成。于是，他移居于自己旧部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驻地张家口，联络宋哲元等旧部着手筹组抗日武装。此时，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随后又进攻长城各隘口。蒋介石的进一步妥协政策，不仅使中国守军坐失战机，而且更加激起了全国各界同胞的抗日义愤。全国许多省市的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冯玉祥举旗抗日。这为冯玉祥施展他的抗日抱负提供了有利时机。他迅速响应全国同胞的请求，毅然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必须拿起枪来，实行抗战。我跟大家一起这样做，蒋介石一定会反对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还会给我加上一些罪名。我们手里的军队很少，察省地方又苦，则是眼前的具体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树起抗日的大旗，广大有爱国思想的民众和军队，都会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冯玉祥表示：要“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组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接着，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同盟军纲领决议案，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还规定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