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国西北，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说到这里，张学良潸然泪下，感情十分激动，接着又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国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

    张学良慷慨激昂的陈词，声泪俱下的表情，苦苦劝求3个小时，也软化不了蒋介石的铁石之心。蒋介石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剿共”立场，还怒斥张学良年轻，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蒙骗，最后他面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削平内乱的政策。”这样，张学良的“哭谏”又失败了。

    张学良还不甘心，他又让杨虎城找蒋介石再行力谏。杨虎城明白对蒋介石再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张学良既然说了，他便于第二天上午11时去了华清池谒蒋。但为不引起蒋介石的生疑，杨虎城把话说得很谨慎：“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国家没有出路，至于红军宜用政治方法解决。”蒋介石也心平气和，但措辞十分严厉，说：“共产党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现已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已令马少云派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赶到长城以北沙漠里，到时他们无法生存，只有投降一条路……有主张抗日而不主张剿共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蒋介石怕杨虎城情绪对立，又缓和口气说道：“你是本党老同志，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虎城见蒋介石的态度依旧，而且不会改变，只好告退。

    杨虎城劝说无果而返之后，立刻面见张学良研究对策。在向张学良陈述了劝蒋的经过后，杨虎城再一次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能失去时机与人心。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指东北军与17路军）也值得。”张学良终于同意了杨的建议，说道：“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算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在张、杨对蒋介石彻底失望的同时，蒋介石也深感迫使张、杨就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蒋仍然没有放弃月余来对张、杨持续施压，压张、杨“剿共”的既定手段。

    首先，设法创造有利于用兵西北的政治环境。在11月1日以“汉奸说”痛斥张学良之后，蒋介石也明白此时“剿共”，特别是压张、杨“剿共”政治气候十分不利，于是，他委派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指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磨频繁接触；指示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进行多次商谈，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为条件，以换取在此次“剿共”时不发生日军大举侵华行动。接着，他于17日飞抵太原召见阎锡山，要求阎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继续扩大，由南京从外交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他指出：“现在要剿共，不是大举抗日的时候，绥东战事要适时停止。”18日，又飞往济南与韩复榘晤谈，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为了寻求日方对他“剿共”的配合与支持，他还于23日下令在上海逮捕呼吁抗日救国的“七君子”。

    其次，蒋介石加紧了威慑西安的军事、政治攻势。他利用大办祝寿活动，炫耀他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他借“剿共”之名，炫耀他的军事实力；他利用特务系统不断散布谣言，先是传出“蒋介石已命令万耀煌的13师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董钊的28师迅速进驻临潼”；后又传出“蒋介石严令张学良前赴洛川、杨虎城前赴韩城，立即督率所部进攻陕北苏区，还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