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蒋介石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0月17日，他把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世昌、陕西的杨虎城、华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等召至杭州举行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事宜。接着，他又亲赴山东，对韩复榘进行安抚，在得到韩复榘“一切听命于中央”的表示后，即于10月22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安，亲自督阵“剿共”。

    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刚刚启动联共抗日谈判，就又推行与其南辕北辙的西北“剿共”的政策呢？

    其实，蒋介石灭共的“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只不过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打乱了他的“剿共”安排，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导致的大变动又使他料想不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与东北军、17路军实现抗日大联合的前景，着实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认为再不动手，西北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到那时，“消灭共产党”将会更加困难，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此时，蒋介石对西北的看法，有一点是看到了本质的，就是西北的抗日大联合，标志着张、杨开始彻底背离他手定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在他看来，他与张、杨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政见之争，而是对他个人的忠诚还是背叛之争。这就必然导致西北抗日大联合形成以后，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势将进一步激化。

    首先是对“事件”，张、杨对抗了蒋的处理方式。

    1936年4月，东北军和17路军的地下党员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王以哲的秘书）等，在刘澜波的领导下，编印了一本名为的小册子，提出“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回答了如何认识西北的有利形势，开展抗日活动；如何解决抗日经费和发动民众；如何培养抗日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以及东北军的整顿等问题。文稿写成后专门请张学良看过，杨虎城对编印这一宣传物的事也极为赞赏，并答应由17路军印刷厂承担印装任务。

    散发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怀疑出自17路军参议郭增恺之笔，便秘密将其逮捕押送南京。但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郭增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审问出什么结果来的。于是，特务们又折回西安，从张、杨身边人中开始重新调查。

    这次找到了的主编之一高崇民。但在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即把高保护起来，待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二处处长江雄风向张学良出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抓捕高崇民时，张学良摆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马上表态，立即配合抓人，并下令他的卫队长：“派一个连随江雄风抓高崇民。”

    虽然兴师动众，但最终连高崇民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这件事，蒋介石虽未抓到张学良什么把柄，但却由此嗅到张学良身边有共产党的气息。

    蒋介石为了警示张学良与共产党联合的做法，下令逮捕他的秘书宋黎，这又引发了另一个公然对抗南京当局的“艳晚事件”。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欲联共抗日时，曾邀请东北大学派代表来西安。东北大学所派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员宋黎，宋获接见后被张学良留在身边做了秘书。其后即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从事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代表的名义，推动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在西安总部和东北军、17路军中开展活动，并曾应杨虎城之邀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作抗日救亡的报告。

    宋黎的行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36年7月，宋黎从多方面获悉他的活动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因为他和另一名东北学生代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后转来转去，甚至有时进屋偷偷翻检东西。宋黎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