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建议做应变准备。上级党组织派人向张学良提出：你的两名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很不安全，建议将这两人送往苏区。但张学良没有同意。他认为以他的地位保护一两个学生不会成为问题。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8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终于动手，在宋黎的住所将其逮捕。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异常生气：“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果断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调动东北军城外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宣布全城戒严。

    这么大的举动，自然地惊动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张一见邵力子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藐视我，敢于擅自抓捕我的部下？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如此胆大妄为，是何居心？”

    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过这么大脾气，也没有见过张学良对他这样不客气。于是就连忙用温和的语气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报告。”

    邵力子辞去后，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105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他们救出了正在省党部受刑讯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省党部秘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的数达三百之多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这时，邵力子也已问明为什么要抓捕宋黎，前来张公馆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应为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他还出示了蒋介石的原电。张学良看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

    实际上，逮捕宋、马不仅是蒋介石亲自下的逮捕令，而且还派有专机停在西安，随时准备把人犯押解南京审讯，由于张学良的干预，使南京的计划破产。这就是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间的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件，由于按韵母计算，29日是“艳”字，所以被称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虽然使蒋介石的计划落空，但却使张学良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从这件事上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蒋介石的不信任情绪。所以，他来个“先斩后奏”。在查抄省党部的第二天，即向蒋介石发了急电，意谓：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在蒋介石收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清也乘飞机急抵广州向蒋介石告状。他声泪俱下地哭诉：“张学良目无法纪，背叛中央；东北军与17路军和红军秘密合作，逆迹显著，请委员长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蒋介石既不相信张学良的说辞，也对曾扩清的说法半信半疑。便致电邵力子，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在收到邵力子“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的回电后，蒋介石终于相信曾的告状事出有冈。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张学良联共的问题了。但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对付西北，就对张学良施以缓兵之计，他致电张学良说：“此案处理，殊失莽撞，惟既知错，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此拟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