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的抗日，很有道理。”

    阎锡山不仅没能帮助蒋介石劝说张学良，而且证实了张、阎二人这几天形影不离，就是充当说客的。蒋介石立刻生怒，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了！我现在只要你们答复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蒋介石的这番话说得很重，二人觉得蒋已把话说绝，不能再谈下去了，只好告退。临走之前，蒋介石还告诫他们：我叫你们打共产党，你们就全力“剿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向我来讲什么“团结抗日”的老调。这道理我不懂吗，我蒋某人难道不抗日吗？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只是共产党在我们背后捣乱，不消灭他们，我们能安心抗日吗？这么个简单道理，你们都想不明白！

    晚上，张、阎二人密谈了许久。分手时，阎拉着张的手说：

    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罢。

    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作多种解读。张学良以为这是阎锡山的某种默许，即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举旗抗日时阎锡山会声援和支持他。就是凭着这句话，张学良后来误以为阎会支持他对蒋实行“兵谏”的。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阅兵并发表讲话。这时他还没有从前一天与张学良、阎锡山谈话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一开头就讲起了“剿共”问题，并且别出心裁地把联共与汉奸联系起来。他严厉地说：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有一种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张学良顿觉心灰意冷。正如他自己回忆时所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冷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欲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赠以温言相慰。”

    张学良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洛阳，遂登机返回西安。一路上他做出态度已然转变的样子，在飞机上故意对何柱国放话：“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张学良是有意让他这一番话不胫而走，造成一种掩护。同时，他也在构想回去应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学良自从11月1日在洛阳被蒋介石公开羞辱之后，即开始考虑万一蒋介石最终不同意停止“剿共”、发动抗日该作何种打算。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和蒋告别，自己辞职走开；第二，口头对蒋作最后的诤谏，使蒋能在最后时刻改变误国之策；第三，采取非常行动，实行类似于“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

    第一种方案，对于像张学良这位急切希望洗刷“不抵抗”耻辱，收回桑梓故乡的爱国将领来讲，是不会选择的，那样不仅对不起乃父的在天之灵，而且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东北父老，对不起东北军的几十万将士。

    第三种方案，是万般无奈之举，对于张学良这样重情义、讲忠信的人来讲，非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此种极端办法的。至少这时的张学良与蒋介石还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

    剩下的办法只有继续劝谏蒋介石的第二种方案了。

    张学良对此一方案的信心却是明显不足。11月4日，他带着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飞往兰州，以拜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甘肃省省长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