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产党接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办法。他首先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周恩来，随后中共便急派叶剑英到西安带来中共的详细停火计划和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红军果真撤离瓦窑堡，向北驻扎于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张学良从这件事上体会到：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说到做到，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决心把自己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当作誓言，决不轻易背弃。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发展到相互合作。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与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介石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赠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党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为了抗日这一共同的事业，张学良与红军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其中提到的“赠以巨额私款”，其实远不止此，随巨款一起的还有不菲的物资。这不仅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还救了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的一条命。1992年5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纪念聂荣臻去世的文章中说：“父亲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

    正当张学良穿梭于陕甘之间，设法打开僵局，为尽快实现联共抗日大计而努力的时候，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深受抗日氛围的感染，他于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但蒋介石以“时机尚未成熟”，否决了他的要求。

    这次上书再一次加重蒋介石对他的成见。蒋在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次节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从蒋介石的日记看，尽管蒋对张的训斥一次比一次严厉，尽管张学良之所为使其在蒋处已然“失宠”，但蒋介石此时却没有像以往对待政敌那样去对待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十分特殊的。

    蒋介石可以把张学良当作晚辈那样不给面子，外界的人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连蒋氏的心腹幕僚都觉得“甚是不妥”。就在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大骂汉奸的当天，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马上找到东北军的何柱国，托他转告张学良：不要多虑，蒋公的脾气说完就过去了。蒋介石安插在西安“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也向蒋发去电报，给张学良转圜。这份由晏拍发的所谓“有亥”电文说：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109、110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110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以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蒋介石对这封电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