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的，曾反复考虑是否派张领兵绥远。但最终还是于12月2日否决了张的请求、晏的建议。

    获悉蒋介石的决定后，张学良只身一人驾机飞往洛阳，晋见蒋介石，准备冒死再行力劝。

    行前，张学良曾表示：“他如果仍是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我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考虑我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抑或是猜到了张学良的心思，或受到了晏道刚电文的影响，见到张后格外客气，并主动表示，可以恢复在崂山和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歼灭而被取消的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

    但张学良不为所动，直言剖白“剿共”不得军心民心，要求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对此，蒋介石一口回绝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前线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撤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地向张提出撤职问题，是恫吓，还是警告，后人不得而知，但往下发展的事态说明，蒋介石的“撤职牌”没有发挥效应。

    张学良把话题转到释放“七君子”上。

    “七君子”就是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名爱国人士。他们7人都是上海各界救国领袖，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南京国民政府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

    张学良建议蒋把“七君子”放了。他说：“上海的几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罪，如果说他们也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钧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建议，说这是政治需要，他让张学良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这时，张学良突然跪了下来，眼含热泪，一句一顿地说：

    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你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中夜彷徨，有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堂堂七尺男儿，身居国民党的中常委，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向蒋介石下跪，其言何其真诚，其情何其感人，但依然不为蒋介石所动。

    不仅如此，蒋介石不等张学良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叱骂张学良：“放肆！”

    张学良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听了蒋介石的话，腾地站了起来，改变语气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你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此时，劝说变成了质问。蒋介石平时听惯的全是奉迎和恭维话，此时这样尖锐的批评，哪里受得了。蒋介石也站了起来，指着张学良：“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接着又嘶喊着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却使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如果说，蒋介石于11月1日的“汉奸说”深深刺激了张学良，使他开始考虑一旦蒋介石坚持不改变主意，他在可供择取的三套方案中仍是立足以第二套劝谏方案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到了12月3日与蒋争吵之后，张学良已经开始考虑采用第三套方案，也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即对蒋实行“兵谏”的方案了。

    张学良从洛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