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应张学良之约到张公馆研究此事。张学良与他有一样的感觉。于是，两位主帅决定：今日完成准备；11日晚上行动。

    张学良能够迅速定下扣蒋决心，除了发生了12月9日扣蒋预演这样的突发情况，客观上使行动不能再拖外，西安爱国救亡的一二·九事件的爆发，也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在17路军因情况不清而提前进行扣蒋预演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日罢课游行活动。这次活动是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张、杨在8日得知情况以后，起初并不赞成游行。他们认为，扣蒋行动已经决定，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蒋就会搬入其嫡系部队控制区中去住，那便打草惊蛇，捕蒋计划将会落空。其次，如果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而他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张、杨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张、杨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17路军特务营沿途贴在游行队伍两边行进，把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边，起到保护游行队伍的作用。

    但这些建议均未被游行组织者采纳。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目的是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契机，揭露蒋介石反共的新阴谋，进一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由于张、杨的扣蒋行动是在绝对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不可能向他们有所透露；而他们此时也不了解张、杨的行动计划，因而，未能达成一致。

    但是，爱国学生自己也制订了安全措施。组成了一支由2000名同学参加的纠察队，负责维护安全；组成了由百余辆自行车编成的交通队，负责来回巡逻，传递信息；还组成了2个代表团，以备谈判和宣传群众。

    12月9日早晨，15000名大中小学学生由各校涌进西安城南门，当游行队伍行进至东大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拦截，结果，一颗示警的流弹击中了竞存小学12岁的小学生。小学生中弹身亡的消息传出，广大学生怒不可遏，坚决要求严惩肇事的西安市公安局长马志超。10时许，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隆重开幕，并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这份《宣言》提出：对此当前的危局，我们四亿五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都应该下必死决心，为民族牺牲，为国家牺牲。我们的当局，更应该下最大决心，与全体国民一心一德，共赴国难，共同牺牲。《宣言》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派遣现驻西北边疆的17路军和要打回老家的东北军，组织援绥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停止‘剿共’军事，随即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会后，游行学生委派代表入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请愿书。张、杨为不使蒋介石生疑，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虽然与学生见面，但重弹“救国不忘读书”的论调，并含蓄批评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为过，这番言论激怒了学生，游行大军遂转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张学良只得相机将学生去临潼请愿的事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指责张学良放任学生运动，命令张学良立即予以制止，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同时，命令西安的特务机关、宪兵第2团、省公安处、西安军警联合督查处、省党部，对学生运动“查明拿办”。军警闻讯，倾巢出动，在灞桥附近的土坡上架起了机枪，准备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幸亏张学良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张学良请求学生们不要再去临潼，他请求同学们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转交蒋介石。他对同学们说：“你们不必去，不必去挨打、挨枪。我可以代表你们，一定替你们要求；我可代表蒋委员长，一定达到你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