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讲到：“同学们！同学们！诸位爱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么冷的天气，你们挨着饿去临潼请愿，这使我个人难受了！……今天我敢肯定地答复你们，我张学良致死还是抗日的，不但你们现在要求我出兵，要求政府出兵绥远，而且我自己也在极力请示中央抗战的……诸位！我张学良若不出兵抗日，任凭诸位将我处分，我也是自甘领受的。”

    学生们被张学良的真诚所感动，他们高呼：“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拥护抗敌领袖！”“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愿为救国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

    许多学生失声痛哭，在场的不少东北军士兵流下眼泪，张学良也抑制不住连连手拭苦痛的泪水，他再一次向学生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张学良为群情所激动。当晚，他把学生的要求紧急呈报给蒋介石，并且又动了劝谏之心。没想到他所得到的又是一通训斥：“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张学良又被蒋介石一个闷棍打了回来。

    蒋介石对张学良面对学生的表态非常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向余报告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以代表你们，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另考虑你们的要求’。彼以自言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而这一天张学良的失望亦达到顶点。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向其部属解释对蒋实行兵谏的理由时，这样说道：“‘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行，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要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激愤，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军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转变。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

    12月10日。这一天对于蒋介石和张、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鉴于张学良对学生运动的处理背离蒋之本意，再次引起蒋的不满。这天，蒋介石召开没有张学良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了他解决张、杨问题的最后决定。

    作为一个疑惧心颇重的靠军事机器起家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独裁人物，作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一决定的作出，即意味着张、杨及其两军要求立即发动举国抗日的希望就此归于破灭，也不能不考虑手握重兵的张、杨会不会做出绝望之中的反抗。

    蒋介石考虑的是什么？

    他认为，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地劝谏，是对他忠诚的表现。这种忠诚从东北军“易帜”开始，近十年始终如一。张学良自己亦说过“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因而蒋介石对杨虎城严加防范，进驻西安时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