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离城25里的张学良的防区华清池，而不住杨虎城的防区西安城内。

    此行，蒋介石只带了近身侍卫官和一个警备区队（排），连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20名警卫人员也没有带。

    华清池大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守卫，驻临潼的105师1旅3团派一个连驻守骊山烽火台，控制制高点，警卫华清池。

    蒋介石嫡系的西安宪兵团虽然派来80名宪兵，驻守华清池内院，但看管火车站专列用去40人，华清池内真正有作战能力的蒋系人马也就只有40来人。

    此种部署说明，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还是可称放心的。

    蒋介石认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可保他个人安全无忧。在洛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做好缜密的军事部署。大批军队已经集结于河南，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坐镇开封，指挥二线部队。前锋樊崧甫军已过洛阳，在潼洛间构筑工事。西线宁、甘至汉中一线，“中央军”已有十二三个师，万耀煌军的一个师陆续进入战略要地咸阳。樊军董钊师准备入驻临潼。装甲列车已开到陇海线上待命。马丁式飞机70架也已进驻西、兰两地，其中在西安停放45架，并又将由广东投靠南京的部分飞机调来补足100架。此外，还储存了3000吨炸弹，预备了毒气弹。面对如此重兵，张、杨若与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他认为，东北军与17路军矛盾对立，不可能联手。在来西安之前，蒋系特务机关把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了过来。这里面，有关于东北军与17路军关系紧张的，有张、杨与共产党私通的，等等。在蒋介石看来，东北军虽确有“通匪”隋事，但张学良本人不会“真心向共”。掌握蒋介石决策内幕的张镇曾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拼的模样。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准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胆飞往西安。”

    蒋之所以“放心”是否还认为，他在张学良身边安插有自己的耳目亲信，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原来，蒋介石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同时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以特务头子曾扩情为处长，担任东北军的政治训练工作，向东北军将士灌输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的思想，并负责监督和调查东北军和17路军官兵的思想与行动；在这同时，还有大批特务进入了西安，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军和17路军两军之间的关系。这使蒋介石自以为张、杨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以他之力应付张、杨游刃有余。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特务系统也不只一次地考虑这类问题。但除了陈诚曾提醒蒋“西安已绝非宜于驻节之地”外，其他人都没有怀疑到张、杨会对蒋氏下兵谏重手。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预感东北军基层官兵的情绪不对。他在12月8日杨虎城约见他时曾吐露自己的担忧。他说：我感到形势严重，忧虑会不会发生日本“二·二六”事变那样的事。杨虎城听后马上说：决不会有那样的事。后来，邵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是担心东北军不稳，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并未想到张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

    特务头子曾扩情亦没有想到能会发生扣蒋事变。事变时，当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后，还以为张、杨两部发生军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