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塔斯社又发消息说：“日本的计划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并通过派兵讨伐张学良挑动其对蒋介石下毒手。十分明显，日本试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此机会肢解中国并夺占中国一系列省份。”苏联的这些报道，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南京讨伐派的行动正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而这些报道对动员人们起来制止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该是有益的。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与行动，最终博得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好感。

    ★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

    法国对于中国西安事变后事态如何发展也是极为重视的。12月15日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外交部长台尔博斯的报告，研讨具体对策。鉴于在此前一天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对西安事变的公开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得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法国内阁会议遂决定，“由外交部注意今后之情势，再定适当办法。”这一表态实际是美国的翻版。随后，在美、英联手实施和平营救蒋介石的计划时，法国的外交决策者把静观事态的政策改变为力主和平解决事变。

    法国各大报刊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不表支持。他们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复生内战之危机，且将使历年来在艰难之工作下所收之功效，陷入停顿状态”，“张学良之出此行动，是否真正爱国尚属疑问，实际上仅为私人问题而已。张学良从前为东北军领袖，中国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现在华仅居次等地位，于心不满，故此时乘其部下多怀二心，竞藉此暴动，以济其私”。

    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不能没有蒋介石领导。他们说：“现在中国军队之力量，实较五年优胜，此种进境皆蒋委员长所赐，因蒋氏素来抱有压制各个军阀建立一支强有力之中央军之决心”，因而，希望恢复蒋氏自由，和平解决事变。

    德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刚与日本签订了《防共产条约》，两国在反共反苏上的共同利益，使其必须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但是，除了与日本的战略利益外，德国在华还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德国在华的利益首先从军事领域开始。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与德国西门子公司驻远东总工程师亚曼博士商洽雇用德国顾问之事。孙中山要求聘请的德国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的理想人选为：（一）政治顾问，由大战末期德国首相之高级助理兴芷海军大将担任；（二）经济顾问，由前任胶州之德国高级专员许拉尔担任；（三）军事顾问，由一德国高级将领担任。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去世而未能执行此项计划。

    1926年，蒋介石在成为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人物后，聘到了一战时期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高级助手包尔上校。1929年包尔死后，柯利伯代理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一职。柯利伯虽然履职只有一年，但他的军事思想却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傅宝真所说：

    德国之所以能在军火工业及军火运输方面，占绝对优势地位，大部由于自柯利伯开始，直迄于顾问团被召回前，德式顾问被正式参与我国各项讨逆及防御战役中。并在我陆军训练与组织之计划中，渐具颇深之影响力。因此，我军事当局，渐采德式操典、训练与组织方法为准绳。包尔抵华后，以顾问团基础未固，仅以个人（带少数随从，如王格姆等）身份，前往武汉前线，协助蒋公草拟作战计划与其执行。此即谓顾问团以整个组织而言，并未正式涉入战斗及其有关行动。但包尔死后，武汉地区仍极具重要之战略地位，且桂军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武汉陷于敌手，桂军可与北方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