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祥之国民军直接狼狈为奸，对我中央政府威胁甚为严重。故蒋公命柯利伯及其作战参谋数名，赴武汉地区布防。俟该局势缓和后，蒋公再命柯利伯及其参谋，筹划沿汉水流域对国民军发动之攻势，并以占领郑州为目标。不久，我中央军即占领该城。美国陆军武官亲赴郑州战场观察，在其报告中，彼曾指出，我军获有德国雍（容）克公司单翼及双翼之飞机助战，故轻举而占该城。

    1930年夏，曾任德军参谋本部总长的魏泽，继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他帮助蒋介石制订作战计划，赢得中原大战胜利，此后，又参与制订了对红军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应当说，魏泽对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中央系军队发展的建树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建军思想被怀疑为德国军工企业谋利，蒋、魏开始出现矛盾。

    1933年，一名更有军事成就的德国将军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他叫色克特，与希特勒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应邀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给蒋介石草拟了一个《陆军改革意见书》，其要点是：

    1．“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工作，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色氏这一见解，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谋而合。

    2．中国建军应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他说：“中国所急需者，不在一庞大陆军之建立，而在集中全力创设一训练优良与配备完善之小型精锐部队。”色氏断言，目前中国军队，不在患寡，而在患多。为此，色氏为中国军队建设提出了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与防卫外来侵略之安全盾牌；（二）军队之威力，在于其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育。

    3．军队的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的最高权力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色氏认为，“中央政府统治权之基础，在于其军队置于单一之指挥系统，亦即直属于委员长。但其先决条件却应使军官之任命，依照统一之原则行使，而不应置于个别师长或将领手中。”

    4．中国陆军的改革方向应放在军事行政方面。色氏主张，在军事体系内，明显划分组织功能，坚持层层负责，统一指挥，是国军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职权必须作清晰的规定。军事机器中，诸如训练、行政与指挥等单位，均应统属于总司令管辖，作为政府的一员，直接对政府负责；军政部长、军团司令及参谋总长等又须对总司令负责。

    色克特所提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令蒋介石十分佩服。

    蒋氏即聘任色克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蒋介石不仅对于色氏军事方面的意见言听计从，而且对色氏的厚待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蒋介石批准的就色克特地位所作的规定中说：

    将总顾问对于钧座及对于德籍顾问之地位，以下列名义谓之：

    “委员长委托人”

    “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籍顾问之指挥，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鄙人私宅内处理之。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之。

    这里所谓的“委员长委托人”，实际上有“代理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的意思，故其地位，仅次于蒋。因而，“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须亲自到领袖官邸向色克特请教。此不但为包尔、柯利伯与魏泽所无法享受之地位与特权，即在中国历史中，亦恐无第二位外籍人士所能被国家元首如此赏识与重托。”

    此时，德国顾问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由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色氏在推进中国陆军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