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与德国的军火及经济合作。有资料显示：

    德国大公司互相倾轧，为推销本身之产品及利益，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与顾问及我国官员相勾结，以求达成其推销目的。美国一家电气公司曾抱怨称：有时该公司故意将标价降至德国公司所标者若干成以下，但中国政府仍选购德货，想其中必大有文章。我国建军财源，本已极为有限，再有此种腐化现象，对抗日战争准备影响至巨。

    上述说明，1936年的中德关系，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关系良好，合作加深，且德在经济上也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演变相当关心，担心因此而引发新的内战，危及它的既得利益，并希望早日和平解决事变。

    这种双重的利益关系，使得德国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陷于两难，一方面，在战略态度上需要与日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不方便公开地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更不便介入英、美的和平调停。故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时，采取了以私人身份表达立场的方式。12月20日，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致电宋美龄：“敬祝委座充分健康，早日出险，从而益增力量，以领导广大之中国。”21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电孔祥熙，对西安事变“焦虑良深”，希望“一切妥善解决，委座事业获竟全功”。

    意大利是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理，它支持日本的中日亲善政策。在德国养病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返国，得到了意的鼎力相助并促成其与日本达成谅解。

    意大利为了说服张学良反共投日，还派出了秘密使者齐亚诺做说客。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同时也是张学良的好友。12月21日是，齐亚诺代表意大利政府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系吾好友，兹若与共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不能缺少蒋介石将军，请即日恢复其自由。

    对于中日关系，齐亚诺坚持认为，“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哲，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在这同时，意大利在国内舆论上，坚持了日本的宣传基调，大肆散布西安事变是出自“莫斯科魔手”的谣言。

    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之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张学良“受苏俄指使”、“与共产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张学良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张学良忧虑重重，思想负担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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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