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进论”。海军部不同意这个战略，而提出“北守南进说”，简称为“南进论”，以美、英为主要战略目标，恰恰与陆军部的战略主攻目标相反。为解决在国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陆军部与海军部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南北并进”的新国防方针。这一方针在第三次修订批准的《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中，被表述为：日本的国防“要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它要求：“帝国国防所需兵力要能够满足国防方针的要求，征服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将来对中国的作战纲领是：“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及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及日侨”。

    从新出笼的国防战略方针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不仅要占领中国，而且要问鼎苏联，甚至还虎视眈眈地盯着美、英。

    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解决战争资源问题，这就使侵占华北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日本前陆相宇垣一成大将说：“实际上，向华北进攻（应是侵略）是因为，仅仅以朝鲜和满洲来建立东亚集团的中心，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安定势力和东洋盟主，不仅资源缺乏，而且市场也过于狭窄。日本应向整个中国寻求资源和市场，至少要考虑华北，即白河和黄河流域。”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认为：“现在满洲已经到手了，但满洲的资源终究不及华北。山西的铁和煤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不注意，就会落人英美之手。因此，目前把华北弄到手是最要紧的，也是大好时机。”而要把华北弄到手，最终是采取“军事行动”。1936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战争准备计划方针》中进一步提出：“在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东南部）范围内，大力发展长期战争所需要的产业，特别是迅速开发满洲国，以便在达到初期作战目标后，进行长期战争时，能在大陆生产军需品。”此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重要产业5年计划纲要》，正式将中国东北和华北列入了日本的资源圈，规定5年内日本重工业年产量要达到生产飞机1万架、汽车10万辆、钢材1000万吨、生铁1150万吨、铁矿石2250万吨。其中铁矿石要“尽量利用华北的资源”，其目的是：“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

    然而，此时日军在华北的战事并不顺利。1936年11月中旬，日“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向绥东进犯，绥东战事由此揭开。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率领山西地方部队英勇抗击，在1个月时间内，成功地进行了红格尔图、百灵庙、锡拉木伦庙等战役，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了失地。日军此次军事行动本意是，铲除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来对日的傅作义及其在绥远的军事实力，没想到却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绥远抗日的胜利，使日伪迅速建立“蒙古国”的计划受挫，被迫在“内蒙政策”上改取退却方针。

    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作为围绕抗日问题而引发的这次事变，日本自然非常关注。

    在12月13日，在得知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的当晚，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然后，有田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对这一事态的声明：

    （一）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二）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四）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五）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六）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