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恐有过于陕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存自利也。

    张学良所谈的能给他提供安全保证的人，此时也被蒙在鼓里。还是27日这一天，孔祥熙去宋公馆回拜张学良，还信誓旦旦地对张说：“要处分，我陪绑去。”28日，阎宝航去西安前去看望宋美龄时，宋还对此前她对张的安全保证说：“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但当他们知道内幕后，谁也无能为力。蒋介石躲到陈布雷家中，闭门谢客，连宋氏兄妹也不例外，另一个保人端纳则已是自身“难保”。

    原来，在严惩张学良的恶浪中，端纳也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诬指端纳是奸细，要予以严办，至少也要驱逐出境。端纳本是“救驾”头功，只因为他劝蒋接受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便成为“奸细”。德国军事代表团得知端纳处境困难，立即指派一名上尉到端纳住处，担任警卫，以防不测。端纳知道缘由后便找宋美龄。最后，是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才发表声明撤销该社论表示认错，并以该报社社长丢官而告一段落。

    端纳只是虚惊一场，而张学良可没有那么幸运。

    2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会议由居正主持。会上先由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然后讨论蒋介石提请的“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讨论的结果是，作出了一项蒋介石所期望的决议。决议说：

    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再度入陕，即以（孙）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接着，中常会举行第32次会议，仍由居正主持。会上讨论蒋介石同一呈文中依法办理张学良一案，这次会议决议：张学良案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第二天，中常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商军事委员会遵办。军事委员会自然按照蒋的意图，确定由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三人组审。

    给张学良“治罪”终于罩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衣。

    蒋介石挑选这三个人来会审也颇费心机。第一，三人不是蒋的嫡系，没有亲疏之嫌；第二，三人均是资深的陆军上将，与张学良的军衔相当；第三，三人都听命于蒋，不至违背他的意旨。

    李烈钧久经官场，知道朱培德与蒋的关系深，不敢轻易与朱商议如何处置此案。他悄悄问鹿钟麟：此事怎样办才好？鹿给出了三策：“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鹿告之李烈钧：“我们应该力争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

    李、鹿商量好的力取上策到蒋介石那里立马变为只此下策。30日晚，李烈钧来到蒋的官邸请求会审事宜。蒋先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答：“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罚而释放他。”蒋介石对李烈钧的意见不置可否。这使李烈钧立刻感到“中策”也过不了关，他拿出“下策”向蒋试探：“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以军法办理。”结果，蒋说出“君慎重处理可也”的话，这说明张学良既入蒋之手中已是插翅难逃了。抗日战争时期李烈钧在昆明与人谈起“审张”案时，道出了他的无奈，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演这出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李烈钧只能按照蒋介石圈定的结果组织审判！

    1936年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