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公审。尽管宋一再解释，审判仅仅是个手续，但张学良心中依然窝火，因为此举对他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主动权，任凭蒋介石宰割。在候审室，鹿钟麟与张学良握手后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还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说没有武器。

    担任审判长的李烈钧，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部长。1922年张作霖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联络，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向把李烈钧视为长辈。此时，看到被告席上的张学良，李烈钧多少有些尴尬。他以张学良是陆军一级上将，又是未遂罪为由，在法庭上为张学良设了专座，并让人代他赶写照例应该询问的被审人年龄、籍贯等项目，以示优待。

    上午10点审判正式开始。

    李烈钧说：“我们准备了一份向您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说：“好，请给我看看。”

    李烈钧准备提问的事项一共有8条，如：

    不虞危害国民乎？何因出此？

    当时你们聚会密谋此事的实情如何？党员官吏向中央提出建议，向来有一定程序，你难道不知道？

    你即使有什么主张，理应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而不日你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发动事变，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在临潼竞派重兵将委员长行辕重重围困，用机关枪、步枪齐发如雨，是不是有残害统帅之心？

    你在临潼劫持统帅，禁闭中央大员，残贤害善，这些行为，你都是首谋，你有什么可说的？

    张学良阅后，一一作了回答。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张说：

    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这一特殊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了要求委员长允许我们做抗日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关于送蒋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后给蒋写“认罪书”，张说：

    我这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堕我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罚，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承受。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有错。

    不等张学良说完，审判长即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审判长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指着“胁迫统帅”条款问道：“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所为？”

    张学良从容回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说到这里，张学良反问李烈钧：“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答：“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