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恢复自由的三个条件：一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张下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张学良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因而张之恢复自由也就自然作罢。至于杨虎城将军所受到的迫害更甚，诚如他对蒋之“睚眦必报”的判断。蒋对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其“丧失”所谓领袖尊严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将发动反人民内战终致失败的“原因”也记在张、杨两将军账上。而因杨虎城较张学良年长，蒋便认为张学良是受了中共与杨虎城的“蛊惑”。因而对杨将军恨之入骨，对回国请缨抗日的杨将军报以长期羁押，且待遇更恶，更不肯让杨将军重获自由而“放虎归山”。

    1949年1月，蒋介石再次宣布“引退”，由李宗仁执行总统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寄希望于“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做了营救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李宗仁当即同意，并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置之不理，旨在恢复两将军自由的努力再度落空。而8个月后，杨虎城将军即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中共加快了营救张学良的步伐，此时，蒋介石的嫡系张群在昆明被扣，毛泽东、周恩来遂决定用张群换回张学良。遗憾的是这一命令还未传到昆明，张群已被卢汉“义释”离滇，毛、周只能为失去这一营救张学良的天赐良机而仰天长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依然失去自由的张学良，中共中央仍通过各种管道与张学良建立联系。1961年年底，一封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密信，几经周折被送到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展念此信，上面赫然写着16个大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却寄托着中共对张学良这位“老朋友”的关心与期待。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离世前十几天，又专门找来时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的罗青长，再三嘱托他：“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2000年6月，已寓居美国的张学良将军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华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特意发去贺电向他热情祝贺。随同贺电送达美国的还有一盆插满100朵玫瑰与200朵康乃馨的花篮。当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也向张学良先生和赵一荻女士发去了贺电。两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共同为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祝寿，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及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指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矗立于北京郊区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其馆藏陈列中从来没有忽视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实现举国抗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该馆就这段历史的总结性史实陈述如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