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利益至上的宽广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上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2006年初冬，在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由有关方面发起举行了“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祖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百余位学者聚会西安，讨论研究这一重大事件，纪念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

    人们注意到，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的史学学者们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更加客观和趋于一致。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经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学者们还认为“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评判西安事变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围绕‘西安事变’的探讨应该秉承研究历史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时隔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70年之后，老红军黄华作为一名当时在红军总部所属后方司令部参与机要的历史目击者的身份，也以自己的亲身感悟对70年前发生的这场惊天事变作出了如下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事变时并没有预先告诉中共，但在事变发生之后连夜告知了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见解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当时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时局的转折点。在谈到张学良为什么要在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坚持送蒋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时，黄华还认为：

    张学良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惟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十艮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距离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时光长河转眼即流逝过70有年。在70年后中华民族已然度过20世纪30年代那段民族危亡之秋、国势艰危时刻，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转折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并已卓然有成之际。重新审视西安事变，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为转换艰危时局、发动举国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当然也会更加清晰和全面。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