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初，傅率部守卫太原城。当太原战役进入紧张阶段时，副军长曾延毅借口出城巡察阵地，率领手下亲近人员从南门出走。消息一传开，人们把“副”军长传成了“傅”军长，说傅军长跑了，城就无法守了。太原失守后，曾回到天津赋闲，当了寓公。

    曾常宁在泊镇把她家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了王苏，约定了王到天津同她父亲见面的时间。几天后，王到天津，与曾延毅见了面。第一次见面，曾延毅就谈形势。他说：“蒋介石政府很腐败，但你们共产党要打倒它，也不容易。”

    后来，王苏每月都要去天津一二次，和曾见面长谈。

    王与曾熟了，也可谈些比较深的问题了。王苏对曾说：“你到北平去，跟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必要时可以发挥作用。”曾为此去过北平，找傅要求带兵打仗。傅虽然很客气，但不肯给他实权，只答应考虑给一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见这位把兄弟不怎么讲交情，只好作罢，又回到天津。他向王苏表示：尽管他难以直接做傅的工作，但他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再做傅的工作（王苏：《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

    刘厚同是傅作义的老师，又是傅部参议。住在天津，常去北平。傅作义很尊重他。1948年10月，解放军战略反攻开始后，国民党江河日下，傅作义把他请到北平来住，以便有事随时商量。刘厚同有个女儿，叫刘杭生，是天津耀华中学的学生，是地下“民联”的盟员。前些日子，她到泊镇去了一趟，刘仁亲自与她谈了话，她很高兴做爸爸的工作。她离开泊镇时，天气已经冷了，刘仁把一件皮大衣送给了她。之后，刘厚同与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直接联系，约定每周在北平高级法院院长吴煜恒办公室见两次面。

    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同志有过工作来往，吴待人诚恳，对和平解放北平很热心，为刘、崔见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见面还设宴招待了刘和崔。

    崔月犁与刘厚同见面，是在谈判，也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崔月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交朋友，刘老送给崔一张他们全家人的照片。当时军统特务活动很猖狂，刘厚同说：“如果一个星期（即两次）不见你来，我就认为你被特务抓了去，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有两次，崔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查来查去，也没查到同仁医院的李献农大夫（崔的化名和掩护身份）。后来见面时，刘告诉崔：没有找到你，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倒是找到了。由此看来，刘老先生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

    刘、崔直接接触3个月的时间，刘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力。从当时刘老先生所谈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傅作义思想转变的复杂过程，及刘老对博所做的思想说服工作。

    第二条渠道，就是通过傅作义将军的长女傅冬菊。

    傅冬菊，聪慧伶俐，又是傅将军第一个夫人张金强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傅作义很是疼爱。抗战初期，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经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中共党驻重庆办事处或《新华日报》社来玩，周恩来经常与她促膝谈心，以她的思想再去影响她的父亲，所以她不仅思想进步，而且还参加了地下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抗日救亡组织“号角社”。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她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每当傅作义反对共产党、进攻解放区时，她都要与父亲谈形势，讲利害。比如，1945年秋和1946年秋，傅作义两次公开致电毛泽东主席，说什么共产党打了内战的第一枪，劝毛主席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以及后来傅率部占领张家口后，傅冬菊专程来到张家口，与爸爸谈了个通宵。她以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