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了西部的正常通车。

    三、反动派封官许愿制造分裂。在特务大搞种种破坏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采取了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卑劣手段。7月间，国民党政府派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国民党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后来，徐、王又同孙兰峰、刘万春和我分别作了个别谈话。同我谈话，我只能不即不离的虚与委蛇。他们同孙、刘的谈话，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猜得出，不外是收买、分化等一类鬼名堂。谈完话后，徐、王就回去了。我们又乘小飞机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点轻伤，后改乘汽车回到包头。

    我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王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王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我命令张世珍的独立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信、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我秘密命令张世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我这样做，对广州国民党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我已开始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1900两。我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我。我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徐、王来绥，表面上是劝我们部队西撤，但实际上是从暗中作秘密布置。对不甘走和平道路的人，封官许愿，金钱收买，分裂绥远部队，以达到他们破坏绥远起义的目的。徐、王回广州后，又使用阴险毒辣的手段，任命我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这当然是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我架空，使我在绥远失去兵权，以便操纵。我针锋相对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发了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请选派贤能来接替找的一切职务。”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再次破灭。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于是又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实行个个击破的分化伎俩。他们了解到孙抱有观望态度，刘则是对起义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们千方百计，我有一定之规，对他们这套，我成竹在胸，有办法对付他们。

    在《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反动分子想方设法“捂盖子”，不让向公众透露。当王克俊、康保安、李竭忠携带《协议》文件，由北平来到归绥城郊南店附近，刘万春早已迎候，见面后就索阅文件，扬言说，城里反对和平的人很多，让他们傍晚再进城。之后，刘一再声言，不能宣扬和平协议，否则会引起大乱。并多次恐吓王说，不要上街，有人要刺杀你。我愤慨之余，深感和平的阻力不小。后来派李竭忠赴丰镇向绥远省委反映情况，说明绥远情况复杂，需要一定时间耐心地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