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立即陷入困境，我多次文电申请和派人交涉，南京政府认为他们的“撒手锏”很见成效，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托，唯一的答复：“让董主席来。”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此话后说：“董主席真糊涂，去上南京一趟，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其实，我何尝糊涂。我既决心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还有什么必要再到南京去呢？何况他们让我到南京去，是居心叵测的，是设下陷阱的。并不是我一到南京，经费就可到手，他们当然有条件，就是阻止和平。而且我一离开绥远，形成群龙无首，那些反对和平的恶势力，便会猖撅起来，这是必然的。那些希望我去南京的人里，有些思想简单或者说是糊涂，有些则是乘机捣乱，加紧兴风作浪，以激起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反对我，实际上也便是反对和平的进程。对南京政府施展的这个“绝招”，我只好想法子同军政各界节衣缩食，共渡时艰。钱不够用，只能给军官、士兵和工勤人员每人每月发五块和两块现洋的生活费，家属吃粮由政府供给。夏季无单衣，就改冬装为夏装。这当然要付出不少精力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坚定他们的信心。南京政府和他们在本地的鹰犬们只能是心劳日拙。我们始终没有被他们强加的困难所压倒。

    6月16日，广州国民党政府来电报要我赴广州参加省主席会议。再次施展调虎离山的诡计，企图骗我离开绥远。并派在兰州催发补给的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乘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峤派的一架美国人驾驶的飞机来绥，接我去兰州，再转道飞广州。我仍以前方军情紧要，不便离开为辞拒绝。马乘飞机回兰州时，天已黄昏，迷失方向，在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触到山崖上，机毁人亡。

    二、特务大肆活动破坏绥远和平。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解放后，所有的特务都麇集绥远，有如群魔乱舞，大肆进行活动，成了南京政府破坏绥远起义的一支最猖撅的别动队。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来绥远，向特务作了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潜入部队的各个角落，力图破坏绥远和平起义。最显着的有以下罪恶表现：

    制造谣言。绥远酝酿和平之初，直到起义胜利，特务制造了许多破坏起义的谣言，他们散布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今明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就要率美军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就要拿出来作战了……”又说：“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要你们，你们再改造，再进步也不行。”对于这些煽动欺骗，我都及时给予揭露，使人们不被他们的谣言所蛊惑。

    组织少数暴徒游行示威。特务伙同一些顽固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包头大街上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沿街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企图造成恐怖气氛，以动摇人们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砸毁报馆。《奋斗日报》在绥远革新运动开展后，一切言论均逐步向人民靠拢。不但宣扬和平革新，还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和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因此被特务分子们视如眼中钉。他们于7月11日晚10时前后聚众到报馆大肆打砸，门窗、机器、家具多被捣毁。他们气势汹汹地搜索打人，编辑、记者、工人有多人被打。报馆被砸毁后，我当即命令刘万春军长彻底追查。经查明，砸报馆系第二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受特务煽动，蒙骗士兵20余人干的。

    妄图破坏铁路交通。绥远铁路警务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伙同他的同党周晏等，受他们主子的指使，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搞罢工，破坏机车、桥梁，利用警务段的枪支，拉到大青山打游击。我得知消息后，找到愿跟我走和平道路的老车务段长高文藻，联系多数职工粉碎了特务们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