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跟傅先生多年的可信赖的人。他们到绥后，我先后都同他们谈了话。为了发挥这些人应有的积极作用，我分别把这部分人安置到部队中去，以代替那些对和平抱怀疑态度和思想不稳定的人。替换下来的人调往革新学院学习。这样以利于巩固部队，安定部队，以利于和平。

    六、设立督训处。在东归干部中选择了职务较高的30余人成立了督训处。由原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任处长。利用这些干部与部队中各级干部的同学、同事关系，帮助督训部队，整顿部队，加强纪律。同时，他们之间可以说说知心话，帮助一些干部认清走和平道路对干部有好处，对官兵有好处，对地方、人民和个人都有极大好处的道理。劝他们不要受特务分子的引诱和煽动，坚定跟着傅先生和我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另外，我还指示卫景林去找一个愿意立功赎罪的姓贺的特务分子做工作，尽可能地掌握特务的名单和活动情况。后来，把掌握到的百余名特务分子集中到革新学院，单编一个队，任命原第三十五军的鲁乐山团长当队长。这样，不仅控制了特务的一部分力量，而且使特务之间互相猜疑，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大大地打击了特务的嚣张气焰。

    七、改进报纸宣传。《奋斗日报》是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为了发动舆论，转变大家的思想认识，配合革新运动，在《奋斗日报》被砸之后，我特派苗平章到报社工作，和原工作人员一起宣传和平革新，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介绍一些进步文章，抨击反动腐朽的政治。对改变思想认识起了促进作用。

    八、召开军队高干会议。在革新运动开始后，绥远和平已逐渐明朗化。我为进一步统一部队思想认识，召集了军、师、旅级高干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要求大家坚定地树立走和平道路的信念。同时，布置了在部队中开展人员、马匹、装备实力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为起义做准备工作。经过这次会议，高级军事干部的思想基本得到统一。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虽然有些改革措施还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改良主义色彩，但大力推展实施的结果，确实使绥远这旧的政治腐朽现象，基本上得到清除。这便削弱了少数反起义上层的控制，增强了起义的群众基础。从而使绥远军政各界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认识渐趋于统一，保证了起义的顺利成功。

    同特务和反和平势力作斗争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制造的种种障碍和施展的种种阴谋上。我和广大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官兵和各界爱国人士，同他们进行了尖锐激烈斗争。

    一、停发军费迫令部队西撤。北平和平后，绥远即开始酝酿和平。这时，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把这情况密告南京政府。为阻挠和平，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我率驻绥部队西撤。我既决心要走和平道路，当然就决不再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还需应付。于是我用两条理由作了回绝：第一、绥远目前形势还算稳定，暂时不应西撤。第二、驻绥部队的下层官兵大多数是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南京政府一看我不服从调动，马上改变了手法。就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我的小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来绥，要接我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我不软不硬地对他们说：“当下时局表面稳定，但危机四伏，我一离开，局势难以控制，可能出现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请他人代表，目前不便轻易离开。”拒绝了祁、严的劝说。

    归绥城里争相逃命的国民党军及家属

    南京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撒手锏”，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当时驻绥远部队包括邓宝珊将军的第二十二军在内，将近10万人。加上绥远又是一个贫瘠的小省，财政向即短绌，生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