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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洞国接到电令后，把新七军的主要将领和兵团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围计划。郑洞国后来讲述当时开会的情景说：

    ……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10月17日拂晓，我占领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后，市民主动向我军报告敌情

    第六十军的起义，对新七军的官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0月18日晨，当新七军的官兵睁开眼睛后，惊讶地发现，长春市东半部市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已处于解放军枪口和大炮的直接威胁之下。新七军官兵的士气更加低落，思想上已被解除武装。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风翔神情沮丧地对自己的亲信说：“反正大势已去，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了，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除了起义、投降，就是死路。”

    新七军军长李鸿（1903-1988），湖南湘阴人，1927年7月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任陆军教导师工兵连连长；1937年，淞沪会战中升任营长；1940年任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成新三十八师，李鸿任该师一一四团团长；1944年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的辉煌时期是在缅甸战场上，曾被誉为“东方蒙哥马利”、“常胜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鸿率新三十八师进入广州。1946年2月，李鸿奉命率新三十八师开赴东北，参加内战。1947年4月，李鸿任新一军副军长；同年8月，出任新七军军长，固守长春。1948年3月，六十军放弃吉林，移驻长春，形成新七军与六十军共同防守长春的局面。

    在东北我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过程中，特别是9月中旬辽沈战役的炮声打响后，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开始考虑起义的问题，并且迅速下定起义的决心后，便精心部署起义的问题。而新七军军长李鸿却病卧在床，不理军务，将军务交由副军长史说代理。

    由于李鸿不理军务，所以当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军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时，其所属部队便各行其是了。

    在解放军的包围进逼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新七军前沿阵地的官兵纷纷自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面对部队的混乱状况，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束手无策。正当他彷徨不定、一筹莫展之际，前来探望他的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杨治兴趁机进言说：“目前突围和困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声明率部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和新七军的其他将领知道军心早已涣散，这个仗是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但他们又碍于郑洞国的面子，不敢自做主张放下武器。听杨治兴这么一说，史说不禁问道：“不知桂公意下如何？”

    杨治兴因急于促进长春和平解放，根据郑洞国平日私下里对他说过的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以自己的判断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出面讲这种话呢？”

    史说误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派来传递信息的，当即高兴地说：“既然桂公同意了，那一切都好办了！”

    在新七军中层以下官兵主动与东北我军联系时，新七军上层将领并不是无动于衷。“史说将一切情况告诉了正在卧病的李鸿，李鸿也很惊慌，要史说召集全军营级以上的部队长开会讨论，征求大家意见，再作决定。”李鸿在此并没有表明或起义，或投诚的态度，而是将这个权力交给了营长以上的军官讨论会，由军官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