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力部队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极大。与其将来被解放军歼灭，还不如主动放弃长春，把长春的部队集中到沈阳和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卫立煌也赞同郑洞国的意见，但他不敢自做主张放弃长春，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顾忌放弃长春将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固守长春，还可以吸引解放军一部分兵力，以减轻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所以他坚决反对放弃长春。

    由于蒋介石拒不听从郑洞国等人的意见，长春的10万国民党军失去了最后一次安全撤退的机会。而且，阴错阳差，偏偏郑洞国又被委派为长春的最高指挥官，这确实出乎郑洞国的意料，也是他所不情愿的。郑洞国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还有人建议继续由梁华盛负责，或与锦州的范汉杰对调。我也曾把这些意见和卫立煌谈过。卫认为，梁华盛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睦，不适指挥作战，范汉杰情况不熟，只有我比较合适。后来我又想：长春固然危险，沈阳、锦州同样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么？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打算，我认为有两个军（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为主力，加上地方部队，只要认真做好防御工事，利用时间整训部队，长春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再就解放军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长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沈阳、锦州，长春就成瓮中之鳖了。所以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把善后问题交部下处理。这样，我不仅对蒋介石可以交代，就是对国内外的观感也比较好些，这是最好的前途。……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不满意的，但我却这样想：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对国民党政权的忠诚，使得这位以“敦实憨厚”着称的国民党军中将，别无选择地来到了注定要成为一座“死城”的长春。

    其实，郑洞国收到蒋介石突围的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10月10日，蒋介石派飞机给郑洞国空投一纸命令，告诉他，已无法继续对长春空投粮食，命长春守军向东突围，然后转至抚顺以东的营盘，经营口退到沈阳。郑洞国接到命令后，马上找来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主要将领商量。这两个军的将领一致认为，长春被困了几个月，由于长期饥俄，营养不良，许多官兵腿脚浮肿得难以行走，不但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到沈阳还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哪能走得到呢？突围明摆着是死路一条。最后，郑洞国复电蒋介石，陈述了众将领们的意见，主张暂不突围。

    两天后，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催促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郑洞国与大家商量之后，致电蒋介石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强行突围，长春的10万大军势必在中途被歼，仍不同意突围。

    10月15日是郑洞国收到的蒋介石第三次命令他突围的电令。郑洞国手里拿着蒋介石发来的电令和亲笔信，如同捧着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表情痛苦，焦躁不安。

    蒋介石的这几封电令，一封比一封语气严厉，第三封则干脆以“军法制裁”来威逼他执行突围的命令。郑洞国辗转反侧了一整夜，最终还是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率部突围。

    郑洞国回忆被围长春情况

    到1948年10月上旬，被围困在长春城的郑洞国所属10万部队，已有1.4万人向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