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军投降。郑洞国后来回忆说：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

    10月19日，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一个军向我投诚，我遂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这是郑洞国（中）抵达哈尔滨时的情形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连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1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1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还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今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赌，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

    曾任第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少将师长的陇耀是这样描述被围困中的长春城：

    围困中的长春缺乏电力，工厂停工，电车停驶，照明无着，煤炭运不进来，烧不起暖气，连做饭用的燃料也只能靠挖柏油马路、拆高楼大厦来维持。尤其是粮食问题更为严重。10万守军的粮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补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空投时常停顿。部队把军马都杀吃干净，士兵饿得头晕眼花，因饿而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战力大为减弱，士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的日有所闻。以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为首的空运指挥部，对于空投粮食的分配，采取了厚彼薄此的办法。对蒋介石嫡系的新编第七军分得特别多，而对地方杂牌部队的第六十军则随便分给一点。各部队为了保命，把落在防区里粮食私自抢收藏匿，并派出搜购粮食的队伍，强行搜劫民间稀有的粮食。在抢掘俱穷的情况下，几十万长春市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树皮草根都被吃光，市区各公园里，尸积成堆，臭气熏天，甚至发生了卖人肉的惨事，真是惨绝人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泽生在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便率六十军起义了。

    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经过

    时任国民党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后来撰文，详述了率部起义的全过程，以下是节录：

    1948年9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饥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子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了一片腐烂了的菜叶而相互拼命撕抢。长春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大事，也是盘旋在全军官兵心里的大事。

    22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的第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焦灼地踱来踱去，思索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为了3万官兵和十多万老百姓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想到这里，我看看手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