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0页）

    当然，这是杜聿明的事后评价，他在当时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蒋介石采纳第一方案，是一种观望的行动，或者说是一种被迫的行动。根据杜聿明作战计划内容的回忆，证明蒋介石并不想采纳第一方案，而是主张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匡在回忆中写道：“临时决定在徐州会战是被迫的。”

    “济南解放后，在淮海方面，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坚守淮河。他的着眼是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后方联络线过长，兵员粮弹补充困难（据徐州第一补给区刘永焜司令说徐州粮食储备只有21天）；且蒋介石一生唯心迷信，四面楚歌垓下被围的历史故事，就是发生在徐州（古彭城）附近地区，这更使他有所避忌。蒋介石的总企图是：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企图在淮河附近地区挫败解放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李以匡：《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62页）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原定在11月上旬转移完毕，但蒋介石在10月下旬来往北平、葫芦岛、南京间，想作多方面挣扎，一面又迟疑，怕徐州之撤影响人心。”（李以匡：《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63页）

    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刘峙也在回忆中写道：“陈毅、刘伯承将合攻徐州图一战获胜，直下江南，乃极明显的企图，而我方则有两个对策，撤至淮河之线取攻势防御，或增加兵力与匪于徐州附近决一生死。唯参谋本部对攻守之计迟未确定。”（转引自王道平等着《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29-130页）

    对于徐州是守？是撤？蒋介石虽然举棋未定，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企图拖延我军南下的时间，或者说阻止我军进攻徐州。

    时任国民党第二兵团少将参谋长的李汉萍回忆说：“到11月初，原集结在济宁、兖州一带的解放军围攻徐州的动态逐渐明朗化，国民党军统帅部仓皇失措，决定作徐蚌会战准备。

    “为了使徐州不受东西夹击并能彻底集中使用兵力起见，蒋介石特用极机密的亲启电，令邱清泉派1个军，伪装解放军，轻装出发，昼夜兼程前进，将鄄城以西之董口黄河堤掘开，造成鲁西泛滥，阻止解放军由鲁西方面包围徐州。”（李汉萍：《邱清泉第二兵团覆灭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04页）

    时驻黄口的邱清泉兵团距董口相距约300公里，往返至少需1周时间，且途经的鲁西地区已经解放。邱清泉为执行蒋介石的秘密手令，与李汉萍商量后，决定派第七十军去执行任务，并且还找来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具体拟定了完成任务的措施。只是由于11月5日徐州军事会议后情况发生变化，才停止执行这个计划。

    国民党军徐蚌会战总指挥原拟为白崇禧

    谁来担当徐蚌会战总指挥，如同会战计划一样，这让蒋介石也伤透了脑筋，10月22日南京军方的军事会议，提议白崇禧统一指挥国民党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部队，然而，白崇禧却有意出难题。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23年任广西讨逆军参谋长，1924年与李宗仁的“定桂军”合并，组成广西“定桂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与李宗仁、黄绍竑共同消灭了广西境内其他势力，控制广西，形成新桂系集团。

    1926年，新桂系归顺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开始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