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他提出保留国民政府现行宪法、法统和武装力量等五项和谈条件，还扬言这是“对共产党人诚意的试验”，“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欲将内战的罪责强加于中国共产党身上。蒋介石之真实意图，固为延续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迎合日益高涨的和平呼声，也为将和谈旗帜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手中夺回，并换取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赞助，此种求和，实则以守为攻，欺世盗名。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1月4日，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所提五项和谈条件逐一驳斥。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的和谈五项条件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又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声明公布了八项和谈条件。

    声明在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主和派代表李宗仁即将登台时发表，表明中共对和谈态度的重大改变，国共双方在蒋介石下野后重启和谈大门是有可能的。这一声明也是以后中共在整个和谈中的基本立场。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对国共和谈的方针，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及其他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部分人员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等，加入了政策的灵活性，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和谈方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应和谈之运而生，上台伊始，即急于做出谋和的积极姿态。就在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李氏在其就职文告中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1月31日，李赴上海，与由南京避沪的部分行政院官员聚会，又与沪上各界头面人物多次会晤，几经周折，决定派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邵力子为私人代表，2月13日飞北平作和谈试探。与此同时，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制止特务活动等七项和平措施。这在当时也确有其积极的意义，至此，国共和谈有了一个共认的基点，至少在形式上和谈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求和的真正目的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纪念孙中山会上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面临着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

    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

    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人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

    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此时的国民党当局，无论是蛰居溪口幕后指挥的蒋介石，还是在台前操办和谈的南京李宗仁、汉口白崇禧，对此次国共和谈均无把握，亦各有打算，他们通过和谈所想达到的目的，只是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分裂格局，而最终利用江南丰厚的民力、财力资源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人逐鹿中原。

    当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人称“和平将军”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往溪口晋见蒋介石，请示和谈方略。张氏提出，希望通过和谈，能够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