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1937年6月，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中小型报馆迅速壮大。在她的倡议下，7月，报馆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办报”转变为公司化运营。7月7日，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报》随国民政府内迁到重庆。由于邓家有极深的四川渊源，加上邓季惺长袖善舞，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报社数次公募增资，重庆及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参与投资。1941年，《新民报》增出晚报，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报和晚报，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与《大公报》一时瑜亮，并列为后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营报纸。报社内英才云集，如当时中国优秀的时政评论家赵超构，散文家张友鸾、张慧剑，及畅销小说家张恨水、知名度极高的女记者浦熙修等等。

    时光流转到1911年，清政府见铁路投资获利颇厚，便赫然转变政策。该年5月，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官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在股权回收方式上，明显欺凌民股，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将承担四成的损失风险。“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众。川民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邓孝可与罗纶、蒲殿俊等人一起当选保路同志会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温和改良立场，在《蜀报》上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十分激烈地写道：“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迫压我四川之人。”据记载，当时川人“得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

    邓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现代教育，先在私塾读书，14岁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该校教员中有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元老。读书期间，邓季惺还与几位相好的女同学结拜成了金兰姐妹，其中两位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邓季惺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见的行政干才，而她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当时的《新民报》报馆设在南京的闹市区新街口，一层和二层为编辑部，邓季惺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第三层，迎梯而上就是六个大大的黑体字——“邓季惺大律师”。在这里，她还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曹孟君（王昆仑的夫人）、倪裴君（贺耀祖夫人）等人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提出要进行“女权运动”的实验。她们创办了“南京市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还在《新民报》上开办了《新妇女周刊》，发表《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当活跃、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动家。

    1926年年底，吴竹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