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还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这期间，顾准表现得非常激进和“左倾”，当过中科院副院长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在日记里记载说：“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1952年在上海指导“三反五反”“打老虎”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念头。”使人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以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到了顾准自己的身上，他被宣布由于一贯“自以为是，目无纪律”，“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被撤销一切职务。据顾准后来说，在撤职赋闲期间，他认真读书和思考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认识才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也就是说，在50年代中期以前，吴敬琏对计划经济制度的理解还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孙冶方和顾准则是这一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的重要实践者。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善于思考的孙、顾两人都发现了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尤其是顾准，在撤职后对正在建设中的计划经济体系进行了深度的反省。在他们看来，这个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缺失，就是对价值规律的漠视，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下称《试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②

    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计划经济的运作规律，譬如孙冶方的堂兄、时任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1904~2005年）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困扰内心的四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是否可容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有一些发展，然后慢慢改造它们？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适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样化的需要？第三，怎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当首先用于什么方面？”不过，当时的薛暮桥还不敢像顾、孙那样思考，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直把价值规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的，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消灭以后，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在所有的先行者中，以顾准的思想深度为最，在《试论》一文中，他展现了让人仰止的道德勇气，无比大胆地写道：“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为一个会计学专家，顾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战传统经典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