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须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

    孙冶方和顾准的这些思想，连同毕尔曼教他的“加强卢布监督”的思想都对吴敬琏形成了冲击，但是1957的教训使他对越过斯大林模式的“雷池”心存疑虑，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苦苦寻找自己的出口。孙冶方十分喜欢这位清秀而聪慧的年轻人，当时，周南已经从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班毕业，按原来的约定回到南京工作，担任南京师范学院学前教育教研组的副组长，她很喜欢南京，希望吴敬琏也能南下工作。孙冶方惜才，再三动员吴敬琏留下。

    1957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发动了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提出在一年内把中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一举超过英国。全国上下为了这一目标陷入狂热，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吴敬琏参加国家经委组织的大炼钢铁考察团去了四川和湖北，他在四川涪陵住的时间最长，在这里，他看到人们建起了几百个炉子，火光映红了夜空。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说：“开始的时候，对这种精神是非常佩服的，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用木柴炼出来的根本不是铁，没有用。最糟糕的是生态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因为炼钢的燃料不够，西南局就开电话会议，第一书记李井泉说，燃料不够就砍树，毛主席指示我们，只要有了钢铁，一切问题都好解决，砍了树，有了钢再种上去。然后就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剃光头。但就是这样，炼钢的指标还是没有完成。后来发生了大饥荒，四川饿死人最多的就是涪陵，当地的农业完全被破坏了，一个四川盆地的鱼米之乡，却成了很穷很穷的地方。”

    目睹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心生疑窦，却不敢往危险的地方去想。检查组的组长、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范若一是一位老革命。范一到武汉，就去看望老战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范回来后告诉吴敬琏等人，王任重说，有的地方报道一炉子就能炼几万吨铁，这是绝不可能的，不能这样蛮干。回北京汇报时，范若一讲了他的一些观感，后来在国家经委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离开涪陵后，检查组一行人又到河南安阳考察那里的“小土群”，然后归京。这段时期，吴敬琏仍然在“正统”的理论轨道上滑行。

    就是在风雨飘摇的1959年1月17日，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周后正是他虚岁30的生日。这是一则关于即将召开的上海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的报道，记者引用了青年学者吴敬琏的观点。吴认为，在当今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已经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只不过多少还遗留着商品交换的痕迹，即程度不等地应用着在商品交换中也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因此，把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交换称作“产品交换”是妥当的。很显然，吴敬琏的这一观念与孙冶方等人相比，显得更为“思想纯正”。在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而斯大林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中发现，这一理论引导的是一条无法通行的道路，所以他在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加入了货币结算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元素”，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也正是在1959年年初，国民经济因“大跃进”的虚耗陷入空前的低迷，可怕的三年大灾害（1959~1961年）开始了，政治运动减缓。3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讲话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孙冶方等人为之大受鼓舞，认为反思